朱光潜先生在《咬文嚼字》里举了郭沫若炼字的一个例子。在《屈原》这个剧里，婵娟原来骂宋玉的话是：“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排演时郭沫若坐在下面听，自己也觉得这句台词“不够味”。后来经一位演员提醒，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念起来就够味了。

　　对这个改动，朱光潜先生有一番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语法，……‘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且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可是为什么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家、剧作家竟会写出“不够味”的台词，而一位普普通通的演员却能够成为他的“一字师”呢?其中的道理也许是值得深思的。

　　笔者近来读香港散文家、翻译家思果先生的《散文的恶性欧化》〔1〕一文，无意中受到一点启发，觉得郭沫若的这个例子，也可以从“欧化”与“地道的汉语”这个角度来剖析。先前那句台词为什么就听着“不够味”呢?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它不自然，不符合地道汉语的表达习惯。这也就是朱光潜先生所分析的“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语法”，而不用或少用“你是什么”式语法。(顺便补充一句，“你这什么”也可以表示“亲口埋怨”的意思，见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你我》。举两个简单例子，如“你这小鬼”“你这坏蛋”，就非但不含“憎恶”，反而有爱怜的意味了。)戏既然是演给观众看的，台词也是念给观众听的，那就得尽量符合中国百姓的口味，不能像关在书斋里搞经院哲学。现在婵娟是在舞台上痛责宋玉，用民众习闻的“你这……”的句式，顿时就产生了强烈的“骂”的味道。这样一来，台上的婵娟固然骂得解恨，台下的观众尤其听得过瘾，自然会报以轰然的叫好之声。——所谓“够味”，说穿了，其实也就是以最地道的方式把“那种意思”表达得恰好，本国人听着不别扭，感到很“顺耳”而已。

　　“听”，只需诉诸语感，观众(也包括那位演员)凭他们的耳朵就知道行不行、好不好。“析”，就得借助语法，往更深处发掘。在我们的古代汉语里，“是”这个字常常用作代词(这、这个、这样)，作判断动词用得不多。有的判断句甚至不用判断词，也不用语气词，而是通过语意直接表示判断，如“刘备，天下枭雄”(《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秦，虎狼之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这种情况很可能也影响到现代汉语，朱自清先生在《欧游杂记·序》里就承认：“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王力先生《中国现代语法》里也说：“我们认为描写句加‘是’字是一种错误。”〔2〕翻译家朱生豪先生大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翻译《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台词“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时，就干脆弃“是”字而不顾了。——试想这中间如果添上一个判断词，该是多么的煞风景!

　　郭沫若先生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那时的作家普遍受到欧化语体的影响，多少有点消化不良的症状。〔3〕像“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这个句子，就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语里的系动词“be(am,is,are)”, 大体上相当于汉语里的判断动词“是”。欧化语体的影响之大，竟弄得汉语里“是”字满天飞，触目皆“是”;而中文里偏偏很多时候这个“是”字是用不着的〔4〕。结果，语感弱的人听了还无所谓，语感强的人听了就要连连皱眉，大摇其头。

　　文学家做得不够的，普通演员可以替他改进，这道理并不难解，就因为普通演员一般文化程度不高，因而所受的欧化影响较小。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强项”，那就是天天上台表演，嘴头练得能说会道，语感特强。口语里要充分表达这个意思，该用个什么词儿，该配个什么语调，得说句怎样的话，他们心里有本烂熟的账，张口即来。这种能力，哪怕您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有时也未必比得上。

　　最后，想引评剧演员新凤霞的一段话来作结。她的文章，活色生香，口语色彩很浓，读来朗朗上口，与文人创作大不相同。试听这一段：

　　“我又跟老沙、徐琮有机会见面，我对他们说了心里的新想法：‘一个女人嫁夫找主不是几句话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见面交了心相互知心，可不是隔山卖老牛啊!我得跟他当面锣、对面鼓……’”〔5〕

　　如果新凤霞当时在场，想必她也会那样提醒郭沫若先生吧。

　　注释：

　　⑴见思果《译道探微》，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3-100页。

　　⑵转引自《散文的恶性欧化》，同上书，第91页。

　　⑶除上举思果先生文章外，还可参看余光中《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见《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00-108页。

　　⑷思果《翻译欧化结构探讨》，《译道探微》第49页。

　　⑸新凤霞《我和吴祖光四十年》，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