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辛”是宋代豪放词的代表,也是影响整个宋词发展的重要人
物,在词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很有必要去欣赏他们的词。要真正读懂“苏辛”词,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走近作者,由情入境;二是凝神遐思,感悟共鸣;三是整体欣赏,兼顾其它。
关键词:苏辛;词;欣赏;共鸣
词,原是配合隋唐以来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脱离音乐关系,成为一种长短句的诗体,一直以格律诗的面貌流传至今,向来以唐诗、宋词并列,可见它已成为这个历史时期文学上最有成就的代表。自明人张延将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起,因慷慨豪放的类似词风的苏轼和辛弃疾并称“苏辛”,成为宋代豪放词代表中的两座高峰。
苏轼和辛弃疾的词风影响着整个宋词,成为宋代豪放词的主流。苏轼的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从北宋初期的词,哪怕是有了一定创新的柳永的词也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范围。苏轼的革新却是全面的,他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成为“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北宋词坛的大革新家,并形成了苏轼词派。一直到南宋,张元干、辛弃疾、陆游等一批爱国词人继苏轼之后,在南宋前期的历史条件下,把词的改革又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代表南宋爱国词最高成就的辛弃疾,“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和饱满的斗争精神倾注予词,使词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在他手中到达了新的高度”。①于是又有了辛弃疾的词派,使南宋词坛变得有生气。因此可以这样说,只要读懂了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也就读了宋代的豪放词,甚至会读懂整个宋代的词。
有人说,如果从总体上把握词风与词人的大致分野,显然过于粗略。同属豪放派的“苏辛”之间,也是如此。虽然词风相近,但也有同有异。他们的不同之处,并不小于他们的相同之处。那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去鉴赏他们的词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走近作者,由情入境
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情”,但这“情”并非空穴来风,必有生成物、寄托物。词亦如此。每首词都折射着时代的精神,都打上了作者感情的烙印。某种客观的自然变化或某种生活遭遇以及社会事件触动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感到“非陈诗不足以展其义,非长歌不足以聘其情”。这“情”就凝结在词的字里行间,特别鲜明而动人。作者的这种“情”与其所描绘的画面和塑造的形象的统一体,便构成了词的艺术境界,即“意境”。其“境”是词作者主观体验过的景物,其“意”是经过抽象化处理的情思,即将抽象的情思表现为具体的景观。追踪由情入境的流程,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的探寻:
(一)重视诗人创作意图及原始意义的追寻
虽然我们不可能恢复作者的愿意,但追寻仍然是必要的。中国的诗学更讲究写意与空灵,如果我们还像小学生一样,只背名句,哪怕背得再多,也会忘记,更不知其所以然。当我们力求与古人进入同一境界,尽力逼近作者的原意时,再去读词,便有不一般的收获。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表面读来,只是一首百转千回、哀怨欲绝的温婉之音。实际上,它却是一首被梁启超称为“回肠荡气,至于北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作,它写出了对国事的忧伤和对心北向、人南行的愤恨。
(二)运用“知人论世”的理论和方法,体悟词的意境
苏轼和辛弃疾虽同是宋代杰出的豪放派词人,但由于个人和社会的因素,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创作风格,因而倾注于作品中的情感也是不同的。处在北宋社会危机急速发展时代的苏轼,虽政治上屡遭失败,几经挫折,但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及豁达乐观的个性特征,使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和达观的处世态度,因此,他的创作寓“旷达”于豪放之中。他在仕途失意、自请外任密州之际,对月怀人,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揭示督智的人生理念、境界广阔、寓有哲理意味的千古绝唱。而辛弃疾由于处于北宋末南宋初期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他忠怀忧国,慷慨论兵却报国无门,因而在他的创作里,总洋溢着爱国激情,豪放中含有“悲壮”,创造出一种焯厉风发、嗜鸣沉雄的词风,许多词读来悲歌慷慨,满纸英雄恨。《破阵子》(醉里挑灯)等词,表达的就是这种壮志难酬的愤激情感。英雄的胸襟使他作词的境界不同凡响,恢宏的气势使辛词在豪放词的创作上独树一帜。
二、凝神遐思,感悟共鸣
词的欣赏不仅直接于表象,而是要透过作品的外在形式,领悟其内在意蕴,通过“凝神遐思”达到“物我两忘”。即置身于作品中,并调动生活积累,充分展开想象和情感活动,复制词句所描绘或暗示的画面并将其连缀,使作品在脑海中化为各种生动的形象。如读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我们凝神遐想,置身于词中所描绘的那种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中时,就会与作者一起俯仰古今之变迁、感慨宇宙之流转,去感受词人的孤独情怀。通过如此神采飞扬的想象,从而感作家之感,悲喜同之。在欣赏《破阵子》(醉里挑灯)时,同样也会与作者一起“挑灯看剑”,一起进入接踵而来的“闻角梦回”、“连营分炙”、“沙场点兵”、“克敌制胜”的豪壮场面。
要真正领会蕴含于词中的情感,与作者产生共鸣,还要透过语言的外表,挖掘其内涵,从而体味遣词造句之妙,领会词人“说话”的艺术。语言本身并非有黄金与砂石之分,能创造出动人的意境,传神传情地写景壮物,也就点石成金了。还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开篇“明月几时有”一问,排空直入,笔力奇崛。“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字,恰当写出了词人入仕与出仕的矛盾心情:想为朝廷出力,但官场的险恶又使他避之不及。一个“寒”字又何尝不是当时险恶宦海风云的真实写照?“何事长向别时圆”的“长”,就把词人此时的思想感情移之于月,恼月照人。如果说这还只是词人抒发亲人别离、个人失意之感慨,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已在幽愤中转出新意,由情感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结尾“但原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两句又转入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但愿”二字感人肺腑,诗人旷达乐观的境界也就跃然纸上。
当我们从内心深处感知作品感人心肺的艺术感染力时,自然也会体会到作者创作意境的美妙,以及在这个特殊意境上遣词、造句的不可替代性和绝妙处,探索出其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独创性,达到了与作者情感的真正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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