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转入文章的第二大部分，我们可以看看昆德拉具体是怎样为这位“小说诗人”正名的。事实上，他是通过对卡夫卡的两部小说文本的解析来完成这一目标。昆德拉争锋相对般的将视线聚焦在被布洛德所恐惧的“性”方面。首先，他分析了小说《美国》中的几个特殊场景。一个是主人公卡尔·罗斯曼与女仆在故事开头的那次颇具有戏剧性的性交。这一“不幸的性事故”直接导致了卡尔·罗斯曼此后的漂泊流浪，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象征开端。不过，在昆德拉看来，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产生了一种喜剧性的艺术审美效应。对此他说道：“意识到我们的命运往往出于某些微不足道之事的捉弄是令人沮丧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无关紧要之事的整个过程却又是喜剧的源泉。卡夫卡是第一个描述这…忧愁的喜剧的作家。”这一评述无疑支持了一种反抒情的性爱表现形式。它与圣徒似的抒情性爱恰好相对，后者被认为是规范化而可控制的，是一种欲望的自然外显;而前者却是反常而不可掌控的，是一种生命力的超凡膨胀。这点对于布罗德当然是深感恐惧的。如昆德拉在文中指出，布罗德是个“浪漫的人”，而卡夫卡是个“反浪漫主义”的人。昆德拉试图指出这种差别实则是天才与庸才的区别。他继续举出第二个例子。第二个场景是有关《美国》中的被称为“色情之宝”的歌女布露内尔旦，这是一个极具夸张而古怪的肉欲形象，她身上(会聚)超出了一切所能想象或不能想象到的有关于肥胖姑娘的描绘。但正是这样一个胖得不成人形的歌女却成为不少男性着迷的对象。昆德拉详尽的举出了几个似乎不可思议的场景。

　　“布露内尔旦无法爬上两三级台阶，她不得不被人架着抬上去——这一场面给罗宾逊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一辈子总是不断地抱怨道：‘啊!这个女人，她可真是个美人，啊，上天啊，她可真漂亮!’”

　　“布露内尔旦由两个男人抬着，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才从楼梯上折腾下来，放到一辆轮椅上，然后由卡尔推着穿越整个城市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也许是妓院。”

　　“布露内尔旦在这轮椅上被一条大披巾盖得那么严实，一个警察竟然把她当做了几袋土豆。”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滑稽而荒诞，显得匪夷所思与不可理喻，但不能不承认布露内尔旦这一形象具有某种夺人心魄的震撼力，她让哪怕是一个将要熟睡的人的睡意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昆德拉所分析，“在这个肥胖丑女人的描绘中有着新的东西，那就是她的吸引人之处，她那么吸引人，那么不健康地吸引人，那么可笑地吸引人，但不管怎么说，她吸引人。”布露内尔旦的举止行为与卡尔·罗斯曼与女仆的性事所造成的审美效应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按昆德卡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性喜剧”。把性当作喜剧看待，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就具有解除建构在传统之上的封闭而严肃的性机制的意义。这种机制具有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说的“肉体的规训”的特征。而卡夫卡的“性喜剧”则在一种近乎玩笑的态度中就把这种“肉体限制”轻松的打破了。因而，这种新的性爱表现形式理所当然就让那些顽固保守的卫道士们不寒而栗了。

　　接下来，昆德拉分析的第二个案例是卡夫卡的《城堡》。他将小说第三章K与弗莉达在酒吧的相遇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性爱之旅给予了饶有趣味的剖析。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地是值得注意的——那只是个杂乱无章，啤酒撒满一地，四处充满污物的酒吧。两人就在这样一个怪异的气氛下尽情缠绵，完全进入了一个物我不分的状态，存在于一个彻底封闭而又彻底开放的二人世界。因而，K早已失去了自由意志，他被冥冥之中的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这是一股不可抵挡的诱惑，它将K引向无尽的迷途中失去了方向感。这股力量源于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象征了某种原始的生命力冲动，表达出一种自由的美学意境。

　　昆德拉对此的阐述是，“长时间的性交变成了一个隐喻：在新异的天地之间的行走。然而这一征途并不是丑，相反，它吸引我们，它邀请我们走得更远更远，它使我们陶醉，它是美。”恶中生美，纯粹的欲望在肮脏中孕育，拥抱与爱情无关，黑暗中的抚慰也无需多余的感伤情调。这是一幅漫画般的喜剧场景，这幅场景因为一连窜戏剧性的巧合与插曲而更显得韵味十足。一切看上去都不符合现实中的逻辑，剧情的发展如同梦幻般的舞步游走在现实的地板上，处处交融着一股魅惑超凡之美。

　　无论是奥尔伽、仆人们、旅店老板还是克拉姆都不能打断K与弗莉达义无反顾的登上这趟奇异而惬意的性爱之旅。昆德拉对在此作出详细的描述，试图表明一种态度与倾向，那就是这些混乱而复杂的因素不但没有阻止与打消这场危险的游戏，反而增加了额外的刺激感与新鲜度。而最为惊世骇俗的还在最后，也可以说是剧情发展的一个高潮，那就是弗莉达作为克拉姆的情妇，发现克拉姆醒来后不但没有立即跑回去，反而因为K的“幸福与惧怕交织在一起”的拥抱反而大叫道，“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克拉姆于是不啃声了。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紧接下来两个助手出现了，他们在柜台上，“有点睡眼惺忪，样子却很快活;这是忠于职守者在尽职之后感到的快乐。”原来整个晚上他们一直都在这里，他们在尽职，尽什么职呢?昆德拉分析道，“他们是可怜的讹诈者，是令人讨厌的人;但他们也代表了城堡世界整个具威胁性的‘现代性’：他们是警察、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是彻底毁坏人的私生活的打手;他们是穿越正剧场面的天真的小丑;但他们也是淫猥的窥探者……”昆德拉对于这两个助手的文学审美意义评价甚高，称为“是卡夫卡诗学上的最重大发现，是他的幻想之境的最神奇处”。故事发生到这里似乎变得荒诞不经，但卡夫卡所独有的颠覆性的美学表征原则已展露无遗。

　　对于卡夫卡的这种“美学革命”，昆德拉给予了充分的赞赏。他在第八小节引用了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一段话，并引出一种“关于梦幻与现实”的悖论。怎样才能化解这一悖论呢?昆德拉认为超现实主义者宣告了它却没有将其实现，而真正成功实现这一理想的是在被忽略与被贬低的卡夫卡小说中。卡夫卡的小说实现了“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昆德拉说，那是“一种由意想不到的事所产生的诗意，或者作为连续不断之惊奇的美。”或者说，是一种“想象的浓度，意外相遇的浓度”。因而，这种美学意向是陌生化的，超经验的，无法预知却又让人充满期待的穿越在想象与真实之间的超越之美。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圣伽尔塔的被阉之影》一文中，昆德拉运用了一种极富于才华的表述与充满洞见的论证对卡夫卡的小说文本作出了最好的注解。他如同一名诊疗师，对被马克思·布洛德实行精神阉割的卡夫卡文学进行治疗。他的评述如同一剂还魂药，不仅冲去了遮蔽灵魂的可怕的偏见与危险的观念，更使真实而健康的卡夫卡文学的精神实质得以还原与回归。正如他在结尾写道：“让圣伽尔塔见鬼去吧!他的被阉之影遮掩住了所有时代重一个最伟大的小说诗人。”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