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员、党的下级组织及被领导者要保持高度的纪律性和原则性，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能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更不能以人事能力的强弱、地位的高低、党龄的长短、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某些历史恩怨与山头亲疏等等原因，作为服从的条件。任何一个党员和任何一级组织必须“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13]。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一定要严格遵守“四个服从”。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允许党员和下级提出意见，但一经上级决定要执行，“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14]。

　　反对盲目服从，主张提倡与奖励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执行上级决议中出现的两种错误态度。第一种态度是，“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15]。第二种态度是，“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16]。他指出正确的态度是，对上级的决议和指示要“自觉地认真的执行”[17]，就是说，要认真地分析和研究，看是否有错误，是否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如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执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这种态度应该大大提倡并要给予奖励。

　　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要严防个人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现象，是贯彻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容易产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并分析了它们产生的根源、各种表现及其危害。第一，列举了党内专制主义的诸种表现。有些领导者认为自己的领导权力和领导地位无须党员群众授予，无须经过党员群众的选举，他们做出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独断。他们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向党组织发号施令，对上级，他们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下级和普通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又不集中。然后他分析道，“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18]。第二，对党内脱离党的集中领导的各种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有些同志不顾全党的大局和全党的整体长远利益，凭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在党内任意自由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前途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思想”[19]。他指出，这种思想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会损伤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乃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第三，两种错误倾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20]。这两种错误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与实行，全党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五、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员和干部提出具体要求

　　刘少奇认为，党员对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组织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中央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散布不信任、不满意以及反抗的情绪和意见，不允许党员自行其是，妨碍党的统一意志。刘少奇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领导者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而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刘少奇还认为，党的领导者应当有民主的作风、平等的精神，应当成为服从决议、服从多数的模范。1944年，刘少奇在《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式。他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式，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久，他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决定，他先不马上开会，而是先找这个同志谈一谈，找那个同志谈一谈，尤其是要和到会的同志先谈。他先要问一问，征求一下意见，要同志们去多想一想，如果有不同意见，那就再考虑，酝酿几天，有时候酝酿几个月。等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真同意了，赞成了，然后才开一个会通过。这个通过是真的通过，而且这个会开得也非常简单，很快就把问题决定了，不在会议上辩论。如果事先不酝酿成熟，在会议上辩论很久，解决不了，结果时间也耽搁了，人们的精神也疲劳了，事情也没有搞清楚，即使马马虎虎决定了，将来执行起来也要出毛病”[21]。这段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深受启迪。

　　第二，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刘少奇指出，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22]。他指出，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在进行决策前和决策中，要在党内展开自由充分的讨论，每个党员都有参加讨论，自由发表意见、提出批评的权利。但是，经过民主程序，根据多数人意见作出的组织决定，党员在行动上必须服从，有不同意见，有权保留。这样，如果少数人的意见不正确，避免了党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他们也会在实践中，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保证正确决策的执行。如果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的同时，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在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步骤中，去说明大多数人的错误，去说服大多数，并向上级组织反映或控告，是自己的正确意见被领导和多数人接受，逐步变为组织的意见，以推动组织与整个工作前进。反之，“不服从大多数人，同党发生了分裂，那就挽救不了党”[23]，只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在不断向组织反映，才能遵守纪律又坚持真理，并在实践中真正实现真理。刘少奇特别强调，各级组织与领导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

　　六、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处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刘少奇指出, 党内矛盾在认识上有其根源：由于每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党内有些同志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而有些同志则是主观地、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因此，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刘少奇说，由于每一个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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