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通过改革，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光明的前途，从此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中国改革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作为切入点进行的。因此，强化动力体系功能是我们改革的着力点和核心点。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可以说，我们的改革既跳出社会主义框架又坚持社会主义框架。首先，为了解决动力不足问题，积极学习西方成功的经验，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位置。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6] 我们改革从搞活放权到体制改革，中心问题始终是发展经济。所以，调整动力体系，强化动力体系功能始终具有优先性，直至建立动力体系状态强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跳出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框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被教条思想束缚住手脚。但是在建构与动力体系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过程中，我们又坚持社会主义框架，没有走邪路。我们建构的新的价值体系，实际上贯彻两个原则：一个是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融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另一个是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具体形式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原因就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社会发展水平与我们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尚有一段差距。现有社会发展水平要求必须存在一定收入差距下发展才有效率，但是我们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要求必须在没有贫富差别下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二者需要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是动态的，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动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平衡点越远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反之，则越靠近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我们在改革中，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发展理念，克服困难，实际上就是在动态中探索这一平衡点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为了推动改革发展，我们倡导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强调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当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时，我们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体制改革初期，为了克服思想观念阻力，我们通过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认识、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通过确立“三个有利于” 判定标准和倡导实施台阶式发展战略等拨开姓“资”姓“社”理论困惑，这虽然包含着加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成果，但从理论认识的直接目的上看，属于强调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这一方面。因这些新的理论认识都是为实施市场化体制改革铺平道路，也就是属于确立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虽然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强大动力，但是改革积累的问题凸现出来，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中国就存在重复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放在优先地位，使得改革坚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健康发展。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也建构了社会主义——解构的是原来对社会主义错误建构的东西，而建构的不再是社会主义特征的空架子，而是它的实在内容。

　　在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竞争中，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首先不是区别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条平行线路，而是应在扬弃资本主义因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更多优点的新生事物，一个诞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之上的新线路。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没有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上的成功经验，而是片面强调建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重要性。这实际上等于把资本主义的“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走出一条与其不一样的平行的现代化线路。显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强调价值体系的时候，忽视了动力体系重要性，与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动力体系而忽视价值体系一样犯了错误。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总是在经济高涨后陷入矛盾冲突中，而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道路总是首先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长期陷入到增长乏力的困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之路则注意吸收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努力实现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对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轨迹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简单获得这样的启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7] 相反，如果我们通过改革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没有失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前进而向世界扩散开。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写道：“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8]或许雷默不知道，中国对世界的榜样作用不单纯来自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不单纯是大国的影响力，这里面包含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一个信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成功的大国向世界发出的不是威胁、不是霸权，而是“和谐”理念。

　　在当代全球化坐标系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实际演变成三条路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曾经陷入劫难之中，但却劫后复活，坚持下来;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却渐入困境，最后出现苏东剧变现象;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也曾陷入泥潭之中，但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最终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之路在竞争与合作中并存、发展。一方面，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希望穿上一身相似的行头就会和杂技演员一样做出精彩的表演;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一枝独秀，正以榜样性的影响力在世界上扩散开来。

　　西方一些主张自由主义市场化的经济学派认为，中国改革“同时包含着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应该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从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所谓的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在探索之中，改革尚在深入发展之中，存在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他们对中国改革给予这样的判断显然是把西方性质的自由主义市场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结果。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难题正是力图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矛盾的结果。我们要争取的是翻过一座大山，不是站在山腰的一个平台上玩资本主义钟摆游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构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性的价值体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但是一旦解决，就可以找到解决动力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经济危机困扰不平衡运转的出路，使之更有利于追求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的提出，已经为其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这不仅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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