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当斯大林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建构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解构这一科学思想。因为苏联模式只是从形式上达到了貌似的“吻合”，但是，从本质上，却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得到自由发展;二是一切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则是服务于这两个基本出发点的。如果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属于“价值目标”，那么，这两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价值目的”，二者构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苏联模式只具备了其中的形式，而忽略了其中的内容。从静态视角看，只要具备了相应的形式，未必就会有相应的内容。而从动态视角看，这里的内容是一个展开的过程，那么，它就会要求形式也应该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但是，苏联模式是通过制度设计来直接建构起完整的“形式”的，这就必然会脱离“内容”的内在要求，以此形成的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必然会偏离原来“内容”规定的路径。而造成这一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建构的顺序发生了偏差。按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生产力是首要因素，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需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首要目的，而它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则相应存在一个由“必要条件”向“充要条件”转变的过程。按着苏联模式，则是首先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由此直接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在这一基础上再建构动力体系，然后发展生产力。这一偏差使得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成为判定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根据。这样，在实践中，出现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扭曲现象就容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被掩盖起来。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把价值目的放在首位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没有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给予足够的重视……滋长了脱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来谈论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社会主义原则满天飞，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似乎是没有的。”[2]

　　但客观地说，苏联模式不是百分之百的坏。虽然从理论分析上，苏联模式存在中间的转化机制是增加成本和降低效率的。但是，存在大量非生产性的思想动员者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额外成本并不是唯一的后果，它还可以较大地降低经济危机的风险，使经济更加平稳发展。虽然二者在程度上不能对等，但至少说明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不是一百个好，苏联的计划机制不是一百个坏。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发展奇迹就是主要靠这种推动力实现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也在局部仿效过这种管理模式，利用过这种推动力。但是，紧紧依靠精神动力来激发劳动热情，只是在缺乏物质条件而却充满美好理想的经济起步阶段，较为有效。当社会财富已经被创造出来，还要求劳动者“勒紧裤腰带”片面追求精神奖励，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差，因为人们终究会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会出现搭白车现象。

　　动力体系运转的效率下降，客观上就需要改革来调整弊端，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改革又是怎样的呢?它走了两个极端：在赫鲁晓夫和波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限定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不能自拔，结果铩羽而归。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则慌乱了阵脚，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全盘私有化改革，结果也失败了。在调整动力体系方面，苏联没有解决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在调整价值体系方面，又放弃了原则，结果就出现了邯郸学步似的后果。

　　三、中国特色现代化改革之路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本着追求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希冀在公平、平等、民主等价值原则基础上，走出一条赋予人性化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盘根错节，消灭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在经济关系上具有平等性的基础上起步的，从客观上说，这个起点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当时和中国大陆相类似的台湾、韩国也是在土地改革、削弱地主阶级势力基础上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台湾学者萧新煌在《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一文中指出：“在台湾和南朝鲜如果没有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从而大大地削弱地主阶级潜在的反对工业化的力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许不能以如此组织良好的方式来动员各种资源以求得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3]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在最初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时，虽然也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然而，最初的发展顺畅却没有迎来持续的高歌猛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这些事件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在谋求经济的发展，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也是紧随阶级斗争之后的目标追求，但为什么却逐渐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呢?除去政治运动造成的消极影响之外，从客观的经济因素寻找原因，一般的解释是由于种种错误的做法严重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的。其实这是从最终的结果上看问题。如果对比实行改革开放来总结历史经验，这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而苏联模式存在功能递减现象。但若是从历史过程上看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最初阶段都曾唤起人民高度的热情，尤其是“大跃进”，人民的劳动热情非常充分。但是，为什么没有获得预期生产效果呢?原因就是在苏联模式中，动力体系要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觉悟这一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疑通过政治思想动员来提高人们的劳动觉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把政治思想动员活动限定在民主的说服教育范围内，它要想使人民的劳动觉悟获得提高就必须体现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来，但是若直接服从于政治化的目标规定，就无须考虑客观规律了。被政治严重扭曲的生产指导行为就会把人民劳动生产的热情演变成“浮夸风”、“共产风”、“大呼隆”等荒唐蛮干的现象，自然就不会得到预期的生产成果,最终还会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他(指毛泽东，作者注)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4]

　　大致在1958年(包括1958年本年)到1977年之间的二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曲折中探索。邓小平评价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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