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革”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因此这个领域受到的破坏最严重。首先教育遭到很大冲击，1966年夏季开始大中学校相继停课，学生人数逐年减少，10时间，全国少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约300万，研究生招生一直停滞。其次，文艺界也不能幸免，全国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传统艺术几乎全部停止了演出，绝大部分文艺工作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仅有的文艺演出都是歌颂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再次，科研领域，很多拔尖人才和学术带头人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研究单位到1973年减少到53个，科研人员和职工由6万减少到2.8万。[4]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又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是很多。”[5]“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6]

　　第四，经济不发展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1966年工人年均工资605元(低于1965年的625元)，农民年均65元，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生活水平低下，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文革结束后，在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谬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7]

　　“文革”的巨大灾难，足以让国人从麻木中惊醒，若不改弦更辙，必将招致无法预料的更大挫折，不用说与资本主义较量，恐怕连自身都无法保全。然而，就在此时，华国锋等人却抛出“两个凡是”，意图在坚持“文革”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来些许改良，结果最终被历史淘汰。正视”文革”的苦难，不让悲剧重演，是邓小平及其以后的各代中共领导人要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一大力量源泉。

　　“文革”结束后仅两年时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方针，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彻底变革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政策障碍，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深刻调整，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赢得的人民的拥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成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发生在“文革”之后绝非偶然，后者是前者的起因，也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遵循了物极必反、教训变财富、坏事变好事的逻辑，这就是“文革”的最大“功劳”。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8]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具备把坏事变好事，把政治、经济中的严重危险转化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重大契机的魄力。他曾经说过：“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9]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列宁也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10]

　　当然，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苦。需要不断洞察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要居危思危、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和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邓小平反复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其次，对苏联模式弊端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苏联剧变，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陷入低潮;国内在改革开放初期积累起来的某些矛盾也日趋尖锐，社会出现了不稳定因素。怎么办，中国该向哪里去?面对新的危险，有人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有的人悲观失望、茫然无助，改革开放也步履艰难。还是邓小平，在关键时期发表谈话，指明前进方向，他说：“帝国主义国家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从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11]“我国原有的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12]科学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端，才有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才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

　　思考苏东社会主义崩溃的原因，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又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有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3]危机意识溢于言表。

　　也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邓小平才向后来者提出党的建设谆谆告诫：“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4]“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现在共产党内部。”[15]通过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很大加强，为新获得很大提高。危险中包含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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