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若从党内思想状况看，类似“凡是”这种绝对的思想方法，在党内可谓是根深蒂固，司空见惯。人们政治思维中以毛泽东个人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凡是”思想由来已久，人们也习惯于运用毛泽东指示和决定的事情来证明自己言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叶选基所指出，“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①

　　正因如此，华国锋沿用习惯性政治思维提出了“两个凡是”，当时人们也未自觉认识到其有什么不对。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开始对“两个凡是”问题的实质有了深刻认识。耿飙曾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对‘两个凡是’观点的认识还很肤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此的认识才逐渐深刻起来，明白了‘两个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②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也谈到,“因为粉碎了‘四人帮’,大家都认为华国锋有功,加上当时大家对毛泽东同志都很崇拜,所以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我们并不觉得在政治思想上有什么不妥……一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我才开始从思想理论的路线是非高度来看待和思考这一问题”。③

　　二、“两个凡是”真实目的和意图是什么

　　关于“两个凡是”的目的和意图，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进行了解释。他说：“我在去年三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④对此，耿飙回忆时也指出，“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提出要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同志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即有名的“两个凡是”)，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⑤

　　可见，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是要在深入推进揭批“四人帮”罪行过程中，解决如何维护毛泽东个人形象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一政治难题。

　　其实，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就出现了。1976年9月10日凌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围绕是否要开除邓小平党籍这件事，引发了如何对待毛主席生前所决定的事情的激烈争议，实质也是如何维护毛泽东个人形象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当时，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认为这与毛主席所决定的不相符合，“先不变动为好”。为此，江青反问，难道主席死了，决定就不能变吗?汪东兴反驳说，主席是死了，可他的思想和路线还在，永远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这一条就是再过一万年也不能变。张春桥认为要把汪所说的这一条写进《告人民书》上，我们一定要继承主席的遗志，要永远坚定不移地执行主席的思想和路线，要永远忠诚和勇敢地捍卫主席的形象和旗帜。华国锋进而认为，中央很有必要为此作一个决定，凡是主席决定的事，我们永远不能改变，凡是主席讲过的话，我们永远都要照办。⑥

　　由于“四人帮”历来是以“左派”、极左派面目出现，毛泽东生前虽然说过“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①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少“四人帮”的同情者、追随者认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派系斗争、军事政变。有的说是“反人民的右派军事政变”，有的说“这场斗争是派与派之间的斗争。不少国外报刊还认为粉碎‘四人帮’是“非毛化”的开始，打倒‘四人帮’是反对毛主席。一般均认为，“反对江青的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实行‘非毛化’的前奏，‘非毛化’的进程已经开始。②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摆在华国锋面前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课题就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指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实质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个人和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以避免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政治运动中发生“非毛泽东化”现象，避免出现类似苏联赫鲁晓夫“砍旗”这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毛泽东个人形象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方面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定性为继承毛主席遗志的革命行动，把“四人帮”定性为“极右”的反党集团，并把与“四人帮”的斗争上升为路线斗争。1976年10月6日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玉泉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说，“一旦让他们(指四人帮)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③叶剑英在会上指出，“四人帮”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害”，这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意志。④随后，1976年10月25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都强调，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⑤

　　另一方面，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沿用由来已久的“凡是”思维，彻底切割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在具体政策的安排上：一是突出强调要集中揭批“四人帮” 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不要旁及其他问题。1976年10月8日，在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就提出，批“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976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在部署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三大战役进一步指出，要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⑥二是全盘肯定毛泽东批准和决定的事情(自然也就包括批邓、天安门事件等)。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此后，汪东兴、吴德等人先后在不同场合强调：坚持毛主席讲过的、指示过的，不会错。……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⑦并在1977年2、3月，华国锋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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