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使得信息的接受和处理失去实效性和真实性，代理成本增加。凡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地方，就会存在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含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其中委托人的监督费用是指委托人通过对代理人进行适当的激励以及用来约束代理人越轨行为而支出的成本。代理人的保证支出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代理人支付一笔费用(保证金)来确保代理人不会采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或者在损害产生时委托人能得到补偿。剩余损失是指代理人的决策与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偏差，并由于这种偏差使委托人的利益遭受一定的货币损失。[4]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代理成本主要包括监督成本和剩余损失，即对执行者行使行政审批权力进行监督所支付的成本，以及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金钱、机会等社会福利的损失。直接委托人——决策者缺乏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无法对代理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行政审批制度的运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执行者对组织内部的运作、人事安排、利益取向及资源配置情况有着清晰的把握，特别是当他们与特殊受规制者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利益时，作为直接委托人的决策者往往很难了解代理人所面临的实际情势。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执行者作为代理人往往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采取一些策略性行动，欺骗或者误导决策者，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际路径偏离决策者所预先设定的轨道。

　　3.执行者作为身兼委托人和代理人双重身份，其主体割裂。这种割裂既体现在行政审批权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划分，也体现在同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分享着对同一事项的行政审批权。这些分散的执行者从各自利益出发，运用手中的行政审批权力对受规制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有时甚至作出相互矛盾的审批，或者是争利推责。

　　4.委托人目标冲突。执行者既要接受行政系统内部隶属上级部门的多重代理，又接受外部所属辖区内普通受规制者、特殊受规制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多重委托，这就意味着同一代理人要面对不同种类的多个委托人，而这些委托人之间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冲突的。在面对多个委托人时，执行者一般会把能对其进行激励与约束的上级政府及其官员目标置于其他委托人目标之上。

　　5.代理人产出难以测量，加大了执行者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6]具体到委托——代理关系中，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来自代理人实际行为的不可观测性。……一旦所雇用的代理人改变他的行为，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就出现了道德风险。” [7]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来自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设租行为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行为。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审批服务作为公共物品，其供给具有垄断和非市场性质，其数量和质量未经市场交换，难以进行测量和评估。在多个委托目标之中，执行者倾向于更容易彰显其政绩的目标而忽视其他重要目标，将改革的目标简单化。如当决策者强调行政审批项目的削减数量时，执行者就会忽视审批的质量和成本等指标。

　　主要参考文献

　　[1]潘秀珍：《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J]，《理论导刊》2006.3，第21-23页。

　　[2]Jesen.W.C and Meckling.W.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u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Oct,Vol.3,NO.4:308

　　[3]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4] [英]洛克：《政府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

　　[5] Clarke D C.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an overview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p494-507.

　　[6] [英]约翰·伊特韦尔, 默里·米尔盖特, 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592页。

　　[7] [美] 乔·B.斯蒂文斯著、杨晓雄等译：《集体选择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6页。 [1] 参见陈富良等：《政府规制中的多重委托代理与道德风险》[J]，《财贸经济》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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