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切合。《易经》为百经之首，是中国哲学的原点，以“易”为名，即蕴含变易之义。“六十四卦的总体结构方式和每一卦卦画结构，都是以阴与阳为基本元素、要素，阴阳异质对待变化，而变易为各不相同的卦，其所蕴涵之义亦异。”而孔子所作的《易传》，“《易传》运用《易经》的结构方式，又超越此结构方式，不完全以刚柔、阳阴两极来推衍宇宙变化，而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天地变化来论证万物新生命的诞生。”[2]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主义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此而言，其要义就是辩证法，是通变!它在今天具体化为“科学发展观”。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辩证法的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之间存在者相通之处。

　　其二，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塑造。

　　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民族精神，就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文化遗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始终被视为一种“大节”。先秦时期，人们追求“廓然大公”的价值理想，即重视社会成员奉公尽忠。孟子认为，人有先天的善端，要扩而充之。其中的重要方法就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何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后人把这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所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爱国主义恰恰就是这种浩然正气和高尚节操的集中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子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荀子提出“成天下之大事”等，展现了胸怀天下的理想和信念。而这种理想和信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顾炎武又分别精辟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就是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行为中所表现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

　　中国的民族精神自从近代以来，集中表现为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独立、维护祖国统一、谋求国富民强。其实，贯穿始终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确立的的基本价值观念——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其三，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忧患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时代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体现民族特质、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和忧患意识直接影响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在时代精神中，其核心是创新。自强不息就是坚韧不拔、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是永不满足、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就是是革故鼎新、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忧患意识则是面对时代挑战，敢于自我否定、不断进取、追求卓越、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因此，自强不息和忧患意识是与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中国人所重视。《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第三十三章》云：“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荀子·修身》有：“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论语·宪问》记：“不怨天，不尤人。”《礼记》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留下的自强不息精神集中表现为一种锐意进取、力图创新的积极人生观。其实，从中华民族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来看，黄河孕育了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明，但黄河的桀骜不驯，常常导致泛滥，曾经无数次把人们辛苦劳作的成果化为乌有，造成生灵涂炭。然而，中华文明并没有由此消失，而是不断生息、繁衍。面对各种灾难，不论天灾还是人祸，眷恋黄土的中国人并未从灾情不断的黄河流域退却，而是不断将文明保存和发展，以顽强意志，重建家园，构建美好未来。促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它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勇于自强，不断创新，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五千年璀璨的中华文明。因此，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构建时代精神中创新力量的不竭源泉。

　　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密切联系的是忧患意识。它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是人的理性认识为探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进行否定性思维的情感表现。忧患意识中孕育着丰富的进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上看，它是发源于殷周渗透于儒家思想的渊源至深的文化传统。这种思想意识是有识之士以危机感为基础，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一种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它并非囿于一时的利害得失和片面注视功利的实现，而是表现为对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之命运及利益的强烈关怀和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普遍性诉求。它与《周易》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相一致。正是从以兴天下为己任出发，才有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才有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理性思维，才有了“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善于从歌舞升平的景象中觉察隐患，发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警示，同时也能在民族危亡、国民精神僵化的危机时刻发出“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壮呼号，坚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鼓舞国民、激发斗志。在这种忧患意识中，“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也就是说，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其实是在对现实辩证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辩证否定精神。它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理性怀疑，对传统社会的一种批判、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发展和建构。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蕴含着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也正是在这种怀疑、否定和批判的过程中，绽放出丰富的进取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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