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党内真理与谬误的长期较量中，第一次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派，从而在力量对比上，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

　　二、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主要矛盾策略

　　毛泽东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实践证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央不仅在军事路线上错了，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也错了。要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两者无疑均应加以反对，但是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造成混乱和分裂，更致中国革命于险境。这就关系到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次要矛盾，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容易解决。当时残酷的形势说明，迫切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首先是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而不是政治路线问题。因此，分清军事路线是非问题，是重中之重的问题，是关系到要么生要么死的问题，是当时全党全军面临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并且，在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上，绝大多数人从残酷的军事现实中已逐渐觉悟，故比较容易解决;但对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却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政治路线的是非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尤其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更无必要。参加红军的绝大多数人，出于对党的热爱，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们不愿想、也没有想到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虽然认识到军事路线的错误，但尚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且他们又都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占据重要位置、举足轻重。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和长征开始时成立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之一。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把党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也拿到会上解决，势必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使中央领导层发生分裂。特别是在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不仅不承认政治路线错误，而且连军事路线错误也不承认。他的观点还得到李德、何克全的支持。因此，如果不分主次、轻重、缓急，企图在短短的战争间隙里，双管齐下，同时解决，不仅不现实，反而会冲淡主题，有损主要矛盾的解决，使会议达不到预期目的，造成不堪设想后果。

　　正是为了确保会议的成功，所以毛泽东在发言中紧紧抓住军事路线这个牛鼻子，只谈军事路线问题，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仅不谈，反而违心地肯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至于“左”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等等问题，更是绝口不提。事实也证明毛泽东这一策略是十分英明、正确和成功的，当时就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发言中指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中央不仅在军事路线上错了，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也错了。本来在军事路线上已十分孤立的博古，立即反攻，说政治路线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难道共产国际也错了，并且有人附和他，结果出现了争论。毛泽东马上机智予以制止，平息了争论，从而确保了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重要策略，不仅在于抓住了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主要矛盾，还在于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策略 毛泽东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策略，不仅表现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和红军广大指战员过程中(前面已经述及)，而且表现在遵义会议召开中对犯“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中：

　　会议是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拒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已经犯有的严重错误。他把不能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他客观分析了军事指挥上存在的主观错误，并诚恳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后来曾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是会议的重头戏，定下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他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毛泽东针对博古把不能粉碎五次反“围剿”的原因片面强调为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在发言中，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了逐一批评。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瞎指挥，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通俗易懂语言，“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来说明作战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种种错误，明确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和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并指出“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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