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股势力”内外勾结的分裂破坏活动愈演愈烈
纵观中国历史,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注意,天下已定边未定,天下未乱边已乱,边疆地区的局势对国家的安全大局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边疆也是我国安全保障的战略前线,国外势力对我国的破坏首先从边疆开始,民族分裂势力也往往出现在边疆地区。三股势力”(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变化无常的破坏活动和境外民族主义思潮的渗透逐渐合流,他们把自己的统治阶级私利冒充为民族利益,把自己打扮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散布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纠纷和民族隔阂,破坏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至今仍然是我国国家安全和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威胁。尤其是“9·11”以来,“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与霸权主义国家和反华组织勾结起来加紧了分裂祖国的颠覆破坏和暴力恐怖活动,同时又竭力掩饰他们恐怖主义的本质,伪装出非暴力的面具,打出“和平抗争”、“高度自治”、“谈判”等旗号,摆出一种弱者的姿态,以此博得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如此行事,目的在于想使所谓的“新疆问题”等国内问题国际化,从而达到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成就一己私利的险恶目的,严重危害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睦。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爆发的大规模暴力袭击事件就是在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等“三股势力”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的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行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国内外反华势力联合制造的这起惨案才是对“天赋人权”的粗暴侵犯,是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自由思想家创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宪政原则的无耻践踏。另外,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还存在很多跨境民族,他们和境外同族同胞联系密切,互相影响,当毗邻国家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扶持开发,并采取一些民族利己主义的宣传和诱导行动时,就会影响到我国国内跨境民族的心理和行为取向,甚至直接影响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二、国家认同的衰减和国家观教育的缺失是导致边疆社会不稳定的内生因素
1、民族认同的快速增长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社会的领域分化、区域分化、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给各民族群体和个体的心理承受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利益思维重新调整都使各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心态变得十分复杂。民族认同已经使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表现为对本民族利益的关切作为核心内容。群体认同、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表现出差异性。民族认同包含着民族分界,包含因心理文化差异而形成的族内认同和族外存异等文化界限。“民族意识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稳定器’。它是民族心理变化外在表现的根据,二者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发生作用。”当该民族的生存与价值观念、民族的利益与安危遇到来自其他民族的侵害时,就会发生民族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民族社会结构的调整,民族社会分化的加剧,民族社会稳定中出现了许多阻碍社会稳定的心理矛盾因素,如社会焦虑、人际关系冷漠、社会误解和偏见、价值观念的紊乱、越轨行为等,这些因素都带来了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心理矛盾,以不满、牢骚和过激言论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矛盾现象,影响到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导致民族地区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隔阂,有时甚至是民族间的冲突。
2、系统性国家观教育缺失造成国家认同的淡化衰减
国家观教育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将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国家观念灌输给国家成员并内化为国民的政治心理,使其对国家及其政治统治和社会制度产生认同和信仰,从而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社会实际活动。[⑤]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认同问题,并不是少数民族缺乏对国家的认同,而是国家认同有所弱化,尤其是在与民族认同的对比中,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动摇,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稳定的认同结构受到了削弱或侵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前我国的系统化国家认同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并未普遍开展,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加强国家认同及国家观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传统的国家观教育往往偏重于认同感情培养和政策知识的宣传,一旦缺乏理性的规范和引导,不仅容易流于形式,而且可能导致盲目与狭隘,从本质上讲,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有待于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阶段,即成熟系统的国家观阶段。成熟系统的国家观不仅包括心理层面的认同,更包含政治、法律层面的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认可和效忠。成熟系统的国家观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成员即全体公民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具有内在的约束性。在当代条件下,国家观教育应该超越情感培养的较低层次,提升到培育理性国家观这一理性层面,使人们将爱国情感与理性反思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效忠国家,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加强国家观教育,促进边疆社会稳定的原则与思路
(一)加强国家观教育对促进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问题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和最高表达,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摄地位,国家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家观是政治观中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就是在与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科学的总结和批判的吸收人类思想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科学的阐明了国家这样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主体的起源、演变、本质、职能、形式、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分析国家的本质出发,科学的阐明了国家的历史演变轨迹和规律,并且明确的指出了国家历史类型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国家形式,本质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第一次科学的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为国家问题的真正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⑥]
正确的国家观教育对国家和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观是国民政治观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观教育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和基本步骤。通过国家观教育,可以提高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稳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并以此带动其他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教育和培养。
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是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不协调问题的根本之策,也是有效保障边疆社会稳定的思想武器。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战略的层面考虑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灌输到全体公民的意识当中,并促使它成为公民的自觉思维习惯,要把全体公民培养成为坚定而理性的爱国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