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党社关系上，中国的政党制度更具有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拥有坚实的根基。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拥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和数十万民主党派党员以及严密的组织体系，组成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力量，即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就会避免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下的党派纷争和政权更迭而引起的国家的混乱，从而能够保证我国各项政策和方针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俄罗斯虽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多党并存的基本格局，但政党数量多、政治主张庞杂，各个政党之间不断分化组合，而且目前只有少数的几个党有严密的章程和明确的纲领，其他大多数的政党组织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甚至很多政党都没有基层组织，缺乏牢固的群众基础，仅仅依靠某些领袖的个人魅力赢取选票，即绝大多数政党实际上只是所谓的“领袖党”、“精英党”或“民族主义党”，处于随时可能消亡的状态中。

　　(三)在党际关系上，俄罗斯党派间的权力监督机制更能有效防止权力异化。

　　政党监督是权力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有效的政党监督可以减少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各政党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分别代表不同群体、集团、阶层和派别的利益，通过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有效的防止权力的异化。目前的俄罗斯政党大致可分为左(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中(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代表)、右(以“右翼力量联盟”为代表)三大派。其中俄罗斯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政党之间是一种相互对峙的关系，其他政党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即“政权党”处于其他政党的严密监督之下，若其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就有可能丧失第一大党地位。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八大民主党派不仅在力量对比上与共产党相差甚远，而且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是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目标不是取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以各种方式，尽其所能辅助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团结合作的关系，共同营造和谐的政治氛围，正如江泽民所说：“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我们在多党合作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虽然这种团结合作的关系可以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但必要的竞争是政党前进必需的动力，在这种氛围下显然监督力度不够。此外，虽然我们制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并将此写入了宪法，但在实践中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力量，而且目前我国的相关政党体制和政党运行机制至今也没有形成，也缺乏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程序和途径，政党决策也做不到公开化和透明化，监督的形式也只局限在提意见、做批评等，监督力度不大，约束力也不强，最终也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权力的滥用就不可避免。

　　(四)在党政关系上，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在遵循党政分开的原则上做得更好。

　　俄罗斯多党制下的各个党派处于对立地位，这种执政方式的架构可以有效防止出现政党和公共权力重合的现象，并以此来保证执政党能够真正处于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执政党为了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会时刻注意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此外，由于各政党之间是相互牵制的关系，因此要求政府必须独立，不能处于某个党的组织序列之内，党和政府应各有各的组织机构。政府组成之后，党组织便应当退于政治运作之后，政党色彩应当大大淡化。现在的俄罗斯虽然总统权力过大，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也还没有完全分开，甚至俄罗斯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但是俄罗斯的行政机构和党的机构已经分开。而中国长期以来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各党派开展活动并相互竞争的舞台。共产党执政，不仅仅是与政府的行政行为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掌握和行使全部政府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审批权和检查权，是对立法、行政、司法、军队等全部国家政权机关实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式的领导，【3】(31)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领导。这种领导方式长期发展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不仅党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权力体系两套体系共存并混合在一起，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与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人也交织在一起，党政两套组织职能也交叉重叠，党组织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因此很难真正做到党政分开。

　　综上所述，转型期的俄罗斯政党制度发育还很不成熟，既缺乏稳定性，又没有强有力的社会调控能力。就像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所说：“近年来，虽然俄罗斯政治体系中政党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成熟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形成。”而中国也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复杂，而且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愿望和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并趋向于多元化，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便捷的表达途径，因此我国的政党制度也需要广开言路，增强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此外，我国的政党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党监督能力，以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从而使中国的政党制度进一步民主化和法治化，以达到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总之，中俄应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改革完善各自的政党制度，为各自崛起为世界性强国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朱兆华.西方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J].攀登：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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