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自由是最悠久、最重要的现代大学理念之一。它孕育于西欧的中世纪大学，在德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以及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并对德国大学的后起居上以至19世纪的辉煌鼎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而也影响了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基调。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完整考察学术自由在德国从不自觉的萌芽到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及影响，以期为现实提供参照与借鉴。

　　关键词：学术自由;德国大学;柏林大学

　　学术自由，是经典大学理念之一，是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遵循的永恒的原则，诸多学者及著作对其有过多种描述，大体上说，学术自由是指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受外界压力和干扰，从而客观、自主、潜心的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表达和交流。包括“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其中前者更为核心。学术自由的源流可追溯到古希腊智者们创办学校、传播知识时提倡了思想自由。经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后，以各种思想解放运动为奠基，学术自由在德国依托大学这一组织实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引起了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

　　一、学术自由理念的形成

　　在中世纪大学里，学术自由反应在大学被赐予的一些特权中，也由于研究受基督教的真理一元论统治，在广义上属于哲学的一部分，研究无关于科学，也无关于国家事业，所谓的科研工作多是学者“闲逸的好奇”，所以教会、政府侵犯学术自由的现象并不多见。可以说，此时的学术自由处于一种不自觉的存在状态中。从不自觉到自觉，学术自由在德国的形成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

　　作为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学术自由在14-16世纪的德国大学遭到了巨大冲击。“大学既为政府部门培养世俗官员，也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因此政府想方设法控制大学。”[1]这种强加的控制破坏了大学原有的秩序。学术自由面临的危机反而促成了人们的觉醒。面对政治高压与宗教迫害，社会对大学的抨击愈演愈烈。为了缓解矛盾，腓特烈一世在普鲁士创办了一所新型大学——哈勒大学。德国著名教育家鲍尔生曾评价哈勒大学“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2] 之所以说哈勒大学是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是因为它首次践行了学术自由的思想，从而使大学的风气和性质从根本上得到了改观。

　　第一，启用了一批敢于与旧有模式作斗争的学者。法律教授托马西乌斯(Thomasius)、东方语言与宗教教授弗兰克 (Francke)和哲学与数学教授沃尔夫(Wolff)是哈勒大学现代化运动的三位缔造者。托马西乌斯第一个使用德语取代拉丁语讲课;弗兰克是虔敬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注重将主观教义付诸实践。此二人都是在正统的莱比锡大学因学术矛盾而被清退出来的，后接受了哈勒大学的盛情邀请。哈勒大学的开放和自由便由此可见。沃尔夫是创建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主张哲学系应独立于神学系，大胆挑战神学权威。正是在这样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哈勒大学为世人展现了全新的自由之风。

　　第二，开设各门新兴学科。哈勒大学创立之初，自由主义哲学就成了公认的原则。它引入了现代哲学与科学，开设“自由哲学讲座”，并把各种新兴科学作为重要学科，讲授数学、天文学、实验物理、新人文主义的各种思潮等最新知识和观点，尤其把科学与教学和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倡导实用的学风和开放的思想。如哈勒大学首次将绅士教育的内容同培养官吏必备的知识结合起来，从而吸引了大批贵族子弟前来就学，维持了哈勒大学的生存和繁荣。

　　第三，给予教授自由思考和教学的权利。有了科学技术的基础，哈勒大学又给予教授很大的发挥空间，让教授们可以自由地去思考和讲授他们认为合适的内容，只要这些知识严格地掌控在他们的专业和学术能力之中。由此，大学教师的职责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要求传授先哲留下的真理，而还要去发现新的真理，拓展新的知识。哈勒大学“第一次奠定了哲学自由以及研究与教学自由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的产生完全的自发而自觉的”。[3]

　　继哈勒大学以后，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成为又一所高举学术自由旗帜的新型大学。校长明希豪森(Münchhausen)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作大学的根本原则。为了真正形成一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哥廷根大学取消了神学对其他学院的监督权，神学第一次丧失了它在大学一直享有的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殊地位。其次，学校还提供了充裕的设备和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再次，明希豪森提高了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雇员提高为国家官员，并给予优厚的待遇。更重要的是，学校保证了教授教学的自由和不受检查的权利，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哥廷根，教授可以自己选择教学内容，还可以在应开课程之外自行开设其他课程。在明希豪森学术自由原则的推行下，哥延根大学很快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

　　正是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带动下，德国掀起一场新大学运动，所有的大学都先后进行改革，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已成为政府认可大学的基本法权。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两所大学毕竟具有时代的局限，其对学术探索的鼓励和研究自由的原则与现代的学术自由的内涵仍有一定差距，且未形成整套的理论体系，也不足以成为大学理念。

　　(二)确立期

　　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源于学者以大学为依托与政府或教会所进行的涉及研究权利的不断抗争。在抗争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学者，如康德(Immanuel Kant)、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学术自由这一初步觉悟，经由他们的不断建构和完善而系统化、理论化了。

　　康德的学术自由观是建立在人本自由的理性主义哲学观基础上的。在1798年出版的《系科之争》中，康按照人本能的对于身体、法律、宗教关注程度的高低重新排列了古典大学的四个学院的等级：医学、法学、神学，而“低等系科”哲学可以控制他们，因为一切都决定于真理。而追求和创造真理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进行自由研究。所以政府的职能是保障谋求人类福祉的对真理追求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绝不是抑制打压。可以说，这一时代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即发端于此。至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创建，学术自由真正成为了大学的核心价值观。

　　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被认为是柏林大学的精神缔造者。施莱尔马赫于1808年发表了《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自由的思想，成为柏林大学思想的先驱。他在大学与国家关系上认为，国家除了在大学的财政、警察事务及设施的保持和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以外，大学要完全独立于国家。而在大学内部，主张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教师“必须做其自身的主宰”，[4]学生也也要“极尽自由地尝试种种习俗与生活方式”。[5]被聘为神学教授和第一任神学院院长后，莱尔马赫有机会进一步实施自己的大学理想。同施莱尔马赫一样，费希特也在当年发表了自己的新大学计划。他本人就曾有过学术自由遭到打击的经历，于是他从学者的学术责任和历史使命出发，将学术自由提高到道德层面，他说，大学教师的教学“不应该设置限制，也不应该暗示任何学科对他是个例外，即他不应该对大学学生限制他所具有的自由思考和传授独立思想的自由，大学学生已为学术自由做了适当的准备。”[6]柏林大学成立后费希特出任第一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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