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领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际上是对人的权力欲和物欲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揭示，对资本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控诉。他这样谴责现代人的异化：“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人的肉体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存的手段。”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⑦在马克思眼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他要实现的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王国”⑧;在儒学看来，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人是天地之间最可尊贵的，人的自由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妇的五伦中尽到应尽的义务才谈得上。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正是对儒家思想权力为本的批判，但对人的地位的看法上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马克思的理想是建立在对广大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生活的同情，试图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使无产阶级彻底得到解放。儒学在对待民众的疾苦等使命上当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媲美，但是儒学强调要抑制本能欲望，“泛爱众，而亲仁”、以义驭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责任感，这些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有相通相容性。

　　三、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必须首先要建立在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先通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然后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真正成为自然、社会、自身三大领域的“主人”，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轨迹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是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实践与人的内在潜能即内向性实践不断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用异化理论来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异化现象，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和心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在处理这些关系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之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之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全部学说奠基于集物质与意识矛盾于一身的“现实的人”，把人的主体性和人格的建构看作是自己哲学的应有之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展开了深刻的人学意蕴。

　　儒学的生命活力正是在于它本身是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体系，他曾经千百年来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儒家人学思想的转型需要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批判指导，应该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来，进入到实践的层面，即把“读经”与对“活着”的传统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中西方人学思想的资源加以梳理，用时代精神加以关照，研究现实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在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和心理的社会系统的实践中展开人格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昭示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已经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中国人自身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关于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中有权力本位的异化问题，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上我们至今仍存在诸多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相背离的观念和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境界是无比崇高的，它是指导儒学人学思想观念现代转型的根本旨归，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需要中国传统资源作为中国人人格建构的民族根性的文化血脉和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壤。正是在这种关系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儒学的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从周代统治者就有的人的道德自觉意识、忧患意识，“知天道、尽人道”、“天道远，人道迩”，以及把“仁”规定为对社会的负责，是人之为人就应该有的社会特性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强调通过“己”的自觉、自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理念，虽然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需要，要求得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其目标的指向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原境界根本不同，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儒家所要求的个体的道德修养在每个个体而言，具体表现为一种自觉向上的实践超越过程，是中国人在家国天下做人实践中的一种独特的气象和境界。如“智仁勇”三达德可以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的民族性解说。儒学把“智仁勇”这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即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中国人的“智”是对自身道德良知的反省能力和自知能力;“仁”是最高的德性，是出于人性的道德命令;“仁”实际上还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共有的生命体，仁心不仅可以超越自我，走向他者;还可以超越我族，走向它族;超越地球，走向宇宙。“勇”是对家国天下应该担当之事的奋力而为的意志品质，它的前提是人，一个人真正从内心领悟了“仁”的真谛，在行为上自然就会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马克思没有对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作过内在心理结构或知情意的研究，他的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阐述是站在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展望上，儒学的“智仁勇”的人格修养学说是立基于中国宗法人伦社会对人的德性、知性和意志品质的建构。两者在社会意识形态和理想社会的目标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就个体的人格品质而言是相通相容的，应该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关照下进行融合创新。

　　马克思所阐发的人的自由是要摆脱社会关系中束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化，这是理想的社会目标的终极关怀。儒学的自由人格是对内心的忧烦、精神的迷失、物欲的迷惘、人心的狭隘、对生命本质的遗忘的警觉和对“心”的境界的提升。在对治现代人的价值困惑和精神迷失方面，儒学具有特殊的功效。儒家的孔颜乐处可以对治现代人的心理抑郁。儒家认为“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乐是建立在智慧和仁爱的基础上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一事当前，反省自己，只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虑?”(《论语•颜渊》)许多人的心理病痛或者因为没有目标，或者因为目标过高无法实现，即目标和能力不相协调，或者追求虚荣，过于自我中心。儒学告诉人们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社会理想，最高的真理，为了追求她“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学而》)这是一个人的信仰即精神支柱，有了它我们就不会为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成功而欢乐，也不会为人生旅程中的坎坷磨难而痛苦。孔子的乐，来自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自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怎样才能无忧?要有远虑，倘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如果人人都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作为自己的忧愁，那么，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忧愁呢?如果我们能做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人格会有多么地高尚!自己内心有自己的主见，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才能是否被人所了解和赏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里仁》);根本不在乎物质生活是否很富有，即使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自然就不会“贫而谄，富而骄”，而是“贫而乐，富而有礼。”孔子不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深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儒家的上述思想和智慧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血肉，而马克主义的人学思想则是儒学人学思想的终极价值目标，两者的融合是21世纪中国人人格建构的根本途径和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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