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阶级之分的国家，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由“小康”走向共产主义的“大同”。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观，都是为了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三代领导人提出的解放思想，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也与我们的传统有密切关联。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崇尚革故鼎新，“生生之为德”，“天地之大得曰生”，注重“生化”、“创化”、“演化”，都是要提倡不断推陈出新，使得思想和心灵得到解放。

　　在价值取向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为其基本要义，突出集体本位，强调个体对群体价值的认同;西方人则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认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网络的纽结之中。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中的一份子，或是渔网中的一根线。每个人都是几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中国人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集体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经常取决于周围其他人乃至整个集体。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家庭、家族、村、省、民族乃至国家的一份子，而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传统源于古希腊，他们认为个体组成了集体和国家。约翰•洛克、卢梭及其他西方哲学家在论述个体独立于集体或者国家中的自由时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②中国人注重孝道、整体、家庭，对权威、政府、父母、老师的尊重，注重对老天爷的敬畏。(当然这种价值观自近代以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是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导致自由、民主、人权、理性、个人主义也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作为个体主义的西方最关心个体的公民权利，但作为还处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中国更多地是着眼于把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作为基本人权，尽管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克服和解决。不少西方人习惯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一切，许多价值冲突就源于此。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 但其与以个体取向的价值观为精神内涵的西方文化判然有别, 它强调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种“类存在物”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与“全人类的解放”, 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上有着诸多相通相容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孔子强调先富而后教，孟子强调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老百姓常说的“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这些价值观都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暗合。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崇尚天人合一，赞天地以化育，推天道以明人事，崇尚“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等理念都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和马克思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论述也有相通相容性，如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

　　二、实践与价值层面的会通

　　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向往和羡慕过那种书斋中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角色，他的理论兴趣总是带有实践的祈向，这种“实践”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哲学的任务是对现实世界的缺陷的批判。这个批判的过程即是在现实世界实现的过程，现实以自由精神的形式克服了自己的缺陷，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也就丧失了自由精神的圆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②[美]约翰•纳斯比特[德]多利斯•纳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10月，64、2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

　　导言》中他把“实践”赋予了“武器的批判”之内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④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哲学的根本标志，又是奠定新唯物主义理论大夏的基石。因而，马克思主义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的方式，一种不断与现实、实际展开对话的理性与批判精神。

　　儒学的重人轻神、重行动、知行统一、讲求实际、力行、讲求实用和尚变、崇尚中庸之道的“执两用中”之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人格和品德等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儒家的无神论、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注重实践的品质有利于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在近代符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与党内外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中国传统哲学“躬行践履”与“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传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所体现的“实践”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周礼的“礼尚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可谓不谋而合，倘若没有二者精神理路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便是不可设想的。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的创造性会通，《矛盾论》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的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气质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熔铸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邓小平对“小康社会”、江泽民、胡锦涛对“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传统理念都作了创造性的诠释，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把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了创造性会通，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同时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 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具体化、民族化开辟了道路，并且获得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展现了广阔和美好的未来。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要标志是从写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6年大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中国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的旗帜下融合了许多西方的元素。诸如“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 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元素的借鉴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正目前在利用网络与民众对话，利用各种宗教和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包括日本人的管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来增强自己的各方面本领。在民主政治方面，我们正在克服等级制度、权力本位，逐渐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运行的方式。在科学技术和管理层面，需要很好地发觉传统文化的各种资源用于当下各个阶层人心的修养和陶冶，因为不解决每个人的身和心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只强调人心的和谐，不注重制度层面的建设同样得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无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儒学的现代化都是一个马、中、西综合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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