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认为，这两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他们把资本、经济、阶级抛在一旁，使各自的理论视域局限在“自然”和“文化”方面，没能真正探寻出历史“真实的发展”的动力与内容。另一方面，奥康纳认为，人类历史就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的发展过程，文化与自然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以各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在劳动的作用下发生着变化以及被改变着的，劳动、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在观察任何一种自然景观或研究任何一种生态系统时，我们会发现，自然与文化方面的任何一种微小的变化，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某个单独的方面，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即文化、劳动与自然。”[9]文化决定论与自然决定论者正是由于对劳动的忽视而造成了其所持理论的片面性。“从这一角度看，对历史与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与环境主义解释之间的二元论就不存在了。”[10]奥康纳在对自然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双重批判基础上，阐明了他文化、劳动与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与历史观。

　　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析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接受社会生活的检验，并不断地寻求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11]。现实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根基。当今世界，生态危机问题肆虐全球，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找寻生态危机的出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给予现实世界更正确、更合理、更有力的解释，使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更具建设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与丰富，这些无疑成为创新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任务。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随着现实发展需要获得其现代形态?这是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线索。就这一点来说，奥康纳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生态危机出发，以自然与文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所得的新观点、新理论虽然还有待商讨，但为我们在新时期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奥康纳以自然和文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可信性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方法的基础之上的。他并没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而简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承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他认为，只有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会被认可，其理论的可信度才可能被建立起来。同时，他也指出：“作为结语，我想奉劝那些有进取心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要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同时我也想敦促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方法去对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作出阐释---去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的资本转向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方向。”[13]奥康纳在马克思主义遭到贬斥，同时自己又身处新自由主义氛围中，仍然能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客观和中肯的评价，其信念持守是令人钦佩的。

　　具体来说，奥康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持”与“破”的。一方面，奥康纳以自然与文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使他转向用文化或生态的线索来统摄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这是他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生态转向的关键所在。他充分认可马克思主义把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清楚地指出社会劳动仍然保持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地位。文化以及自然范畴都应该被置放在对社会劳动范畴的置疑和丰富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14]另一方面，奥康纳肯定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史与自然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局限于对人类史的研究必然导致了对于自然问题的忽视。由此，奥康纳提出了以自然与文化因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以期破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即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动力和社会过程归因为经济关系、经济动因和经济过程。奥康纳在自然与文化因素因时代发展而作用日显的时候将它们上升为哲学问题，可以说，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从一定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其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同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思路，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应该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探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只有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才能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各自片面性，才能真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5]

　　尽管奥康纳的初衷是想在保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补充”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在其建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偏离以及理解偏差。这也是他的理论局限所在。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主要是从批判“技术决定论”来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与文化因素的。然而，他的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单一技术决定论是不全面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协作方式的变化过程中，技术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与变化引起协作方式的变迁。而奥康纳认为，“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的。”[16]奥康纳本意是想突破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技术决定一元论，但却在另一方面陷入了多元决定论的窠臼。因此，他并没有从完整意义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技术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自然、文化、以及权力关系、阶级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7]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作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其本身有很多构成要素，科学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劳动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制约和影响事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它们的作用不完全相同，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有决定与非决定之别。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18]技术因素在协作中具有最终的根源性，其决定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自然与文化主题的突出可能会加大自然与文化之于历史的作用，但决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一元决定论。因为“唯物史观必定是体现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统一。”[19]决定论与一元论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主要矛盾，非决定论与多元论体现了世界的普遍联系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丰富性。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