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的陈列展厅里，陈列着一条红底白花图案的毛毯.毛毯上补缀着许多块补丁，看起来极为普通。这条看似普通的毛毯，却有着非凡的经历，凝结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董振堂等人的战斗友情和对中国革命的赤胆忠心，有着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宁都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政策，给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三二年春，在庆祝宁都起义的胜利时，董振堂同志见到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他看到年长的朱德同志仍睡光铺，就把自己的一条前苏联(今俄罗斯)产的毛毯赠给朱老总作纪念。这条毛毯随朱老总经历了数次残酷的中央苏区反“围剿”，又随他走过了长征，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论是在血与火的反“围剿”战斗中，还是在艰难的长征行军途中，这条毛毯一直是朱老总随身之物，即使再困难也没有舍得把它丢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到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陕北严冬朔风凛冽，千里冰封，周恩来同志经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着艰苦的斗争。朱德同志关心他的身体，就把这条毛毯转赠周恩来，作御寒之用。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张云逸以及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等同志带着二十多名警卫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由延安出发去西安。周恩来等此行肩负着党中央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周恩来经常在外奔波，缺少御寒之物，这次外出，就把朱老总送的那条毛毯带上了。卡车行至延安以南三十余公里的劳山上一个拐弯处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200多名武装匪徒的伏击，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显然，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政治阴谋。一听到枪声，周恩来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因山路崎岖，卡车不易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周恩来临危镇定，疾速跳下汽车，立即指挥战士们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抵抗敌人。由于红军只有一辆卡车，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射程不远。敌人是国民党特务指挥的政治土匪，有二百多人，武器大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在人数和装备上占优势。他们居高临下地疯狂射击，以为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气焰非常嚣张。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抗击敌人，由于敌众我寡，火力悬殊，时间不长，车上二十多名警卫战士伤亡大半。带着这条毛毯的周恩来同志副官陈友才临危不惧，在身中6弹负了重伤的情况下，仍念念不忘周副主席的安全，他知道敌人是针对周恩来副主席来的。他顽强地模仿周恩来的语言、动作，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指挥警卫战士还击敌人，以掩护周恩来等人由后山脱险。不久，他又中一弹，壮烈牺牲。土匪冲至卡车旁，见已经牺牲的陈友才西装革履，身上又有一叠印有“周恩来”的名片，(其实，这些名片是陈友才为了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带在身上的)误认陈友才就是周恩来，竟丧心病狂地对着陈友才的遗体连捅十几刀。压在陈友才身下的这条毛毯也被捅了好几个洞，毛毯浸透了烈士的鲜血……敌人以为谋害周副主席的罪恶阴谋已经得逞了，加上害怕红军派部队赶来，就仓皇撤退，没有再继续追击。

　　中共中央警卫团接到险情报告后，很快赶到了战斗现场。这时，土匪已经散去。警卫团的战士在整理烈士遗骸时，发现了这条毛毯，又把它送回主人身边。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成功后，朱德同志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亲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周恩来考虑到朱老总年事已高，前线条件艰苦，就让邓颖超同志把毛毯缝补好，回赠给朱老总。毛毯伴随朱老总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在乘胜歼敌的一个深夜，这条毛毯在太行山上的下河村的火炕上又被烧了一个大洞。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同志把烧毁的地方千针万线地补缀起来，再让朱德同志用。朱德同志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朱德同志将这条凝结着战友深情的毛毯捐赠出来，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这条不平凡的毛毯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也记载着无数革命先烈为建立新中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