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文学重的是“情”、“义”二字。宋代文学就是讲情都凸显一个理字。这自然是和宋代理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宋代文学，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有宋一代成就非凡的宋词，其鲜明的特点就是理趣十足。宋代文人重理，理学的兴盛跟整个宋代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文学创作的风格上，宋代文学同唐代文学有着鲜明的不同。唐代文人更多的是浪漫、洒脱、豪迈、俊逸，宋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的潇洒却多了几分老成敦厚，没有慷激昂，却多了些许理性思辨。宋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是阐述哲理或事理的。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何以不识庐山真面目?概因身在庐山之中，理诚而言明。再有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渠之所以能清如许，是因为有源头活水。那么我们人呢?头脑之清，学问之积累，靠的是读书，是日积月累的读书学习。朱熹以有源头活水的清渠来比喻治学，其理精湛、允当。

　　宋人的理甚至还表现在饮酒上。人们饮酒多半是“白日放歌须纵酒”，而宋人饮酒可以说是“醉而不沉，醒而微薰”。宋代，文人内敛的文化品格使得他们不能像魏晋名士那样借酒佯狂，也很难像唐代文人那样以酒为功名。宋代文人当然有苦闷，有许多不如意之处。他们也需要饮酒来排解忧愁。正如苏轼所说，酒是“扫愁帚，钓诗钩”，但是他们又不敢沉醉，不敢忘却自身。他们放不开。于是他们睁一只眼醒着，警惕自身行为是否有违于礼法。他们又闭上一只眼，品味着他们的人生。

　　这个“理”用儒家的话来说或许就是“中庸”。儒家强调和追求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许多儒士也深深以之为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轼的“致君尧舜”这些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但现实却并不总如人意，总要给这些天降大任于身的“斯人”一些苦难。遭遇挫折的文人面对苦难以“理”待之。即便是在人生得意之时，他们并不“尽欢”，而是“谨欢”。这份难得的清醒和自我激励(排解)倒是我辈需仔细品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