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族说部的研究历史相对晚近。大规模、系统化的说部田野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截至2013年末，相关研究论著只有三部，研究性论文不过四十余篇。主要围绕满族说部的传承史、文化意义、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与萨满教的关系等方面。其中有关说部的传承和保护的研究最为深入细致。

　　关键词：满族说部;传承人;女神崇拜;萨满文化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代代口耳相传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是满语“乌勒本”(ulabun)的汉语翻译。最初用满语讲述，清末满语渐废，才改用汉语夹杂满语的方式讲述。20世纪之前，满族说部以口头说唱为主要传播方式，讲述者全凭记忆，参照的文字只不过是故事梗概而已。大规模、系统化的说部田野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2006年，刚刚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满族说部这个称谓对于学术界还很陌生，随着2007年、2009年“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第一批、第二批的推出，相关学术研究陆续展开。截至2013年末，相关研究论著只有三部，研究性论文不过四十余篇。主要围绕满族说部的传承史、文化意义、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与萨满教的关系等方面。

　　研究说部传承问题最为出色的是富育光和高荷红。富育光本身就是传承人，又最早开始进行说部搜集整理工作。他的论文和著作主要集中在各个说部的流传历史，传承人的家世和贡献，以及具体的整理细节方面。在他主编的论文集[1]以及大量论文中，富育光先生极为详尽地介绍了各个说部故事的搜集整理过程。包括如何从鲁连坤老人处记录《乌布西奔妈妈》，自己的富察氏家族如何一代代传承《萨大人传》和《东海沉冤录》，如何从何世环老人处录制满语讲述的《音姜萨满》等。这些搜集史本身就是动人的故事。还有一位传承人赵东升先生，也在论文中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家族一代代传承说部的历史[2]。

　　在研究传承史的基础上，很多人对满族说部在当今社会中的意义、价值和保存方式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曹保明挖掘了说部的文化意义：它“是一种生存能力也是一种文化感悟”[3]。关纪新从民族学的角度入手，指出“我国北方的阿尔泰民族，历来都以长篇叙事文学为其欣赏偏好。”满族说部“即是明确出示满族文化DNA的一种鲜活标本”，“满族文化的主矿脉”[4]。至于如何保存，周惠泉提出了“静态保存”和“动态保存”的概念。前者指文字整理记录以及给传承人录音录像等工作，后者指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使说部依然活跃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5]。目前静态保存的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完善，在动态保存问题上，何新生作为吉林省满族博物馆副馆长，提出了“活态展演”的建议，在接待观众的过程中引入剧本表演、满语说唱、说部历史讲座等现场表演活动[6]。这一方式虽然在宣传机构层面上行之有效，但学者们却对民间保存的前景忧心忡忡。朱立春从满语长期废弃的角度感叹传承不易[7]。高荷红在研究著作中提到现在虽然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和传承说部，但现在“缺乏讲唱说部的环境和喜爱满族说部的听众”，而且年轻传承人的文化储备和生存条件都不甚理想[8]。

　　迄今为止，满族说部的研究在传承和保存问题上最为完善，这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他研究包括文学层面、历史价值和萨满文化方面等，都是研究满族说部的重要方向。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精彩的论文，但依然有很大的空间等待开拓。

　　当前论文中有三分之一研究说部的文学价值。周惠泉从说部口头传播的角度指出其非凡的文学史意义：“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9]。高荷红则总结了说部中神话故事的文学规律。一是尊崇女性;二是用韵文和散文相结合、有说有唱的方式表演;三是有独特的叙事模式。多半是讲述女性领袖是女神化生，有神奇的诞生场面，经历了苦难的童年，度过了辛勤征战的一生，最终回归天国。而这一切都只能由萨满在特殊祭祀的场合才能说唱[10]。

　　有一批论文论著探讨满族说部的历史价值。满族说部涉及的历史从蒙昧的原始氏族时期一直到清末，为研究女真先民的历史和满族形成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隋丽从《天宫大战》和《东海窝集传》两部故事中，发现了女真社会在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型过程中的发生的血腥争斗。而这一转型明显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11]。杨春风从说部研究女真原始先民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解体以及婚姻制度的变化[12]。她还有一部著作，专门从说部涉及到的历史背景入手，研究女真人在原始神话时期的形成，在唐宋辽金时期的社会风俗，在元明时期的处境和在清代涌现的历史英雄[13]。吕萍从具体说部入手研究清初满蒙民族联合和满蒙王公之间的通婚情况[14]。江帆发现说部故事《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提供了一种民众的历史，下层社会的回忆。一方面，“说部所传达的信息显然要比正史更为丰富和真切，其为我们展示的是充斥着无数细节的历史画卷，提供的是鲜活具体的人文景观，呈现的是一段带有情感温度的历史”;另一方面，“没有握持历史书写权力的北方民族普通民众也是这些历史的经验者，他们对历史也有深切的感受、看法和评价，他们在历史的和声中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15]

　　还有研究论文涉及到满族说部与萨满教和萨满文化的关系。荆文礼作为说部整理者之一，注意到“萨满教信仰观念靠神话中叙述的生动、形象的故事，不断得到润泽、培育和升华，因而，满族说部中的神话促进了萨满教的发展和延续。自古以来，满族说部中的神话都由萨满一代一代地传讲”。而且，敬重祖先的态度同时表现在说部和萨满祭祀之中[16]。高荷红也发现，满族说部中的神话故事多涉及到女神与男神之间的权力交接，实际就是萨满文化在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转换过程中的体现[17]。张丽红也意识到满族说部中有浓郁的女神崇拜情结，同红山文化出土的女神祭祀有关。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早期神话里，明清时期的说部故事里也多写到聪明能干的女性。“神话之所以要变形移位为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那是因为，要使女神崇拜的思想更符合现时代文化语境的要求，能够使女神崇拜的故事获得更多的受众。”[18]李晓黎则针对《乌布西奔妈妈》中的“斗舞”描写指出，“精彩而富有戏剧性的动态模拟舞蹈，是萨满教祭舞中最突出最普遍的内容特征”。目前萨满教祭祀仪式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生动的模拟动物姿态的舞蹈[19]。

　　目前，关于满族说部的所有论文论著之中，有一半以上是研究说部的传承与保存问题。该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细致，为学术界进行进一步发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部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尤其是萨满文化意义方面，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话题。当前学者们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但比起说部这个蕴含丰富的学术矿藏来，现有的发掘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假以时日，必定能有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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