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我初想觉得是没钱花，又觉得是亲人别离。可一细想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实最痛苦的莫过于将死之时却有未竟之事。因为生命不能从新来过，无论临死之时如何大彻大悟都无济于事。而究其痛苦的根源大多是在身强体健之时未能竭心尽力，是以终日浑浑噩噩，直至耗竭生命。那些对生命有足够珍重的人就不会如此。就像康德，在德意志民族的悲痛中，同样也在自己的微笑中给世人留下一句“这样挺好”而后与世长辞，他之所以走的如此坦然，难道不是因为他在有生之年行动了，做完了该做的事因而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之为人的权利与义务吗?

　　历史已过千年，如康德般的大师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人则是在追忆，观望，彷徨中耗竭自己了的生命。如同懦夫一样因害怕而不敢有所作为，他们或是害怕过去的失败，或是害怕未来可能的失败，或是害怕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其共同特点是生活在幻想与闲谈之中。如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眼镜，追问镜片为什么是透明的，而后陷入深深地沉思，终于在几个小时后得出结论：镜片应该是透明的。而且往往有感于自己的完美答案，窃窃自喜。有些人则对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流言蜚语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而且迫不及待的要发表自己的高见，诸如有无世界末日，若有到时鼠和人谁先灭绝是其讨论时不可多得的主题。更较真的还引经据典，据理力争，直至不可开交。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如果不行动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遑论以后。

　　其实生存不是如此存在，而是能够存在，就是说人不是存在着，而是能够存在，没有自我而是正在达到自我。而如果没有行动，就无所谓自我，无所谓存在。是行动创造了人本身。况且害怕失败本就不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穷尽行动不过两种：为目标而行动，为行动而行动。

　　前者如《论语·宪问》之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目标是不能够确定实现的，但竭尽心力行动却完全在掌控之中。如果不行动，又怎么知道做不到呢，知道自己做不到的唯一途径就是做了却没做到。就像施瓦辛格，如果他不行动，如何能由一个小木匠变为世界健美先生呢?如果他不行动，又怎么成为好莱坞巨星呢?如果他不行动又怎么担得起加州重担呢?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即使没有实现也一样会得到一份答卷，一份竭尽全力而尤不及的无怨无悔的答卷。

　　第二类则如子路对隐士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有类人的行动如飞蛾扑火，存在只为光明，不为生死。如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苏格拉底教导青年，锒铛入狱;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屡败屡战”。他们在行动之前已经知道结果了，但他们更加清楚地明白着自己应该如此去做，也就不考虑成败利钝了，而正是这些为了行动而行动的人，架构起了中西方文明的脊梁。

　　因此，为了目标，我们应该行动;为了行动本身，我们更应该行动。那么，无论是公卿王侯，高官巨贾还是布衣黎民都应该对这个世界施加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行动，因为行动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更是人之为人的义务。正如费希特所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