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唐代艺术中广泛使用了意象,在此基础揉合佛学知识,提出了“境”的美学范畴,这便引发了广泛阐述意境说的范畴理论。唐代刘禹锡较早对境的范畴内涵作了明确界定,提出“境生于象外”。王昌龄最早阐发了境的概念的审美层面。在《诗格》中提出 “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这里的“境”对大象无形之“象”的含义有所扩展。王昌龄把“境”分为“物镜”、“情境”与“意境”。这时的“意境”已涉及人的内心世界,即“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的“境”可以指代人的内心世界所观照的物象世界,是物镜与情境的统一。其实“境”的较高含义还应包括“象外之象”,这是王昌龄所没有涉及到的。后来的皎然提出“境”在于“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认为境产生于“象外”,这时的“象外”已涉及“境”的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皎然视野下的“境”不仅包含具体的象,还应包含象外的广阔的审美空间。我认为气是 “境”产生的最终本源。因为通过生生不息的元气的作用,“境”最终实现的是妙肖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活泼的审美意象。
司空图从意与境关系提出“思与境偕”的关系命题,认为“境”是心物结合、意象合一与思境结合的产物。王昌龄针对物镜、情境与意境提出对应的思维方式,“生思”、“感思”与“取思”。这里的“思”主要指灵感与想象力,是审美过程的催化剂。“生思”是通过感性认识对物象的形式把握;“感思”是对感性认识的整体认知形成的知性认识;“取思”则是悟性与想象力结合的对意境心领神会的理性认识。这种心思运作方式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可以说意境的产生始终离不开主体情思的审美能力,也离不开思与境的契合。
明代王夫之针对意境提出“情景交融说”,把意境的产生看成是心目相应的一刹那的自然呈现,可以说这带有审美直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境界来自于心与目的相应相合最后呈现的自然物象。他的贡献在于扩大了“境”的表现范围,从自然景物扩展到社会人生之“境”。尤为可贵的是他提出现量说,把情景交融下的意境放在感性直观的审美感兴的活动中。
晚清的王国维是我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词以境界为上,这里的“境界”实质上是泛化了的意境。他认为有意境的词,表现的是真景物、真感情与真情景。他把“境”深入扩展到艺术表现的思想情感内容。这时“意境”中的思与境已广泛有机结合起来了。他认为境界分为“写实之境”与“理想之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我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照应。“有我之境”的审美方式是“以己观物”,带着有我的情感与意志观照周围事物,这表明“有我之境”带有叔本华的唯意志理论色彩,比较偏重主体情感方面;“无我之境”则采取“以物观物”的方式,代表我国传统美学的理想境界与审美特质,它要求物我合一、情景不分,表面看来这好像没有主体在场,实质上却是实现了物我合一的审美了的意象。王国维认为艺术境界来自于审美主体看待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有时通常境遇的生活阅历能产生非常的艺术境界,这需要创造者非常的眼光以及对待宇宙人生的大视野。可以说“意境”是实体物象与虚幻的艺术想象力的有机结合。意境的美学实质就在于“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之道——气”。
[2]四 总结气韵、意境成为我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它们都是常变常新的生命化了的概念——主体内容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统一,最后又回到扩大了的客观物象。这种审美感兴过程代表着我国古代美学中主客体统一的审美观。气韵是代表在我国古典美学的物我合一中表现出活波生命之道的美学范畴。意境则是相比气韵更具形而上意味,能以静涵动,成为虚实结合与情景交融的和谐统一体。由此观之,气韵、意境是我国具象思维模式的产物,代表着我国古典美学最高的审美成果——理想。
参考书目[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1985,256.
[2]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
.198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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