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其代表作《艺概》，谈文论艺，切中肯綮，在总结前贤文论的基础上，又不乏创见。其中，刘熙载的文艺理论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对作家人品修养的重视上。

　　在《艺概·文概》中，他说：“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强调作家创作过程中“胸次”的重要作用。在《艺概·词曲概》中，他又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指出性情与词风的联系。他不仅把人品美作为诗品美的基础，而且把人品分为上中下三种，在《艺概·诗概》中，他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这里借屈原《楚辞·卜居》的话来说明人品的好坏，既要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内容，又要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形式。又说：“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践也。”这里所说的“格”就是讲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但内容是决定形式的，所以，他又在《艺概·赋概》中说：“志士之赋，无一语随人笑叹。故虽或颠倒复沓，纠缪隐晦，而断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求自慊者所能拟效。”志士的作品虽然在艺术形式上各有不同，但主要表现了志士的高尚品德，这是那些怨人不怨己的文人才客所永远也不能模拟的。在《艺概·书概》中，他同样地强调作者的人品修养：“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认为人品不如人，而想书法超过别人，这是徒劳无益的。由于他对人品如此推重，所以他极力褒扬的作家就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和辛弃疾一类的人。而对周邦彦(字美成)、史达祖(字邦卿)这一类作家，尽管被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推崇备至，刘熙载却不以为然：“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作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意萦何处矣!”这是针对周邦彦“窃玉偷香”的淫靡之词而言的，这类词显得狎邪轻薄，格调卑下。他又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这里，虽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但他们的词不问家国处境，多作咏物纪游之篇、银筝擅板之歌，憾身世飘零，叹情场失意，以“荡”、“贪”二字概括两家词风，这在当时来说，还是颇有胆识的。

　　为什么刘熙载如此强调人品这个问题呢?首先，文行并重，是儒家文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文艺理论批评史的优良传统。司马迁评价《离骚》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由此可知，我国历代文学家对人品修养的重视程度，刘熙载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其次，刘熙载本人就是一位注重操守、笃学力行的人。据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载：“咸丰三年，文宗显皇帝召对称旨，旋奉命值上书户。久之，上见其气体充溢，蚤暮无倦容，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上嘉焉，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由于他一生不以“悦人”、“夸人”、“随人”为能事，所以并不怎么得志。在广东督学期间，寒素清贫，未满任乞归，仅衣被、书籍而已。晚年又在上海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这种两袖清风的生活阅历，以及宁静淡泊的治学精神，决定了他在文艺批评中对人品修养的强调。第三，刘熙载并不完全超然于时代潮流之外，而是表现出一定忧国忧民情怀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的人。他一生经历了古代与近代社会的交替时期，封建制度日益没落解体，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他虽是一个“粹然儒者”，但他一生“尤以躬行重”，走过很多地方，关心国计民生，写有《己酉闻故乡水灾》、《戒农篇》、《日暮叩门行》、《逃荒叹》等诗作，真切的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自己对他们的同情。他在《蟋蟀吟》中写道：“志士赴事心亦然，感时寂寞伤华年。不见刘越石，闻鸡思著鞭?千古有为者，一生惊逝川!”这里，充分抒发了他关心祖国安危、奋起报国的壮志宏愿。据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记载：“庚申，都中有警，官吏多迁避，熙载独留。和议成，鄂抚胡文忠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疏荐。”这是1860年的事，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一行逃到避暑山庄，刘熙载却岿然不动，因此，受到了湖北巡抚胡林翼的疏荐。“贞介绝俗，学冠时人”当是胡奏疏的评语。以后在龙门书院，帝国主义者已在上海开辟租界，他当面严辞拒绝帝国主义分子的求见。这些都表现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所以，他把辛弃疾引为同调，说他“风节建竖，卓绝一时”，充分体现了他重人品、重英雄本色的文艺主张。

　　当然，刘熙载的人品论也有一定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首先是理论上欠完善，人品虽然对诗品起一定制约指导作用，但艺术创作是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的，人品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如果单纯用人品去评价艺术作品，往往流于简单片面，如前述，用“荡”和“贪”来概括周、史两家词风，就似有武断之嫌;实际上，他们的具体作品中仍有一些感情真挚、格调高雅之作，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是从它的内涵上说，也是有缺陷的。《艺概》洋洋十万言，开宗明义说：“《六经》，文之范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百家腾跃，终入其内”。又说：“诗要超乎空欲二界”，“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显然，他所提倡的人品修养，虽然也包含着一些传统美德，但从根本上说还不能超越封建道统思想的制约。尽管如此，刘熙载的人品论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作为表现作家个性的艺术创作来说，“人品”、“胸次”等因素不能不起重大作用，甚至影响到整个创作的面貌和质量。歌德就说过这样的话：“能一般地感动大众的东西，是作者的性格而不是他的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拉·封丹被法国人尊敬，也就是这个缘故。那并不是因为他作为诗人的业绩，而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显现出来的伟大人格。”(《歌德谈话录》)这话虽有些绝对，但却不无道理。而且，伟大的人格源于社会人生，表现为对普通劳苦大众的关注，对下层生活的切身体验，刘熙载就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艺概·诗概》)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出发，杜甫等三位大诗人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格正是“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的艺术结晶。正因为刘熙载重视人品，所以他站得高，看得远，在文艺批评中，很少迂腐之论而时有卓见。如对屈原，他就一反班固“露才扬己”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此论殊损志士之气”。又如对李白，宋人罗大经就批评他：“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这就把李白说成是一个不关心人民疾苦、国家安危的出世诗人。而刘熙载却不这样看，他把李白拿来与杜甫、屈原类比，指出其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刘熙载又举例加以证明：“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通过这样的类比印证，很有说服力。他还进一步指出：“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由于他独具慧眼，所以能透过“皮相”，看到事物的本质，对李白这一类诗人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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