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胡适  自由主义 “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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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时，胡适对政治的态度也与中国士大夫的“清议”传统有关。对于自己违背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而出面议论时政，胡适专门作了一篇《我的岐路》，澄清自己为什么议政的原因。他在回顾了自己如何从“二十年不谈政治”走上言政的经历后，说明自己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对于别人对他的批评，他申辩说：“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他表示，哲学与文学仍是他的本行，政治只是自己“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10]。这篇文章清晰地表明了胡适参与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以学者身分主持舆论，自由议政。
另外，胡适在推辞蒋介石及汪精卫邀请他做政府官员时所作的解释，也显示出了“中国情结”。胡适解释说：“我在野¾¾我们在野，¾¾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¾¾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11]“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面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2]
而且，胡适主张民主政治，要求实行宪政，其目的也只是“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 ¾¾国会。国会的观念是“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所以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政治统一必须建设在平时的维系全国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政治制度之上。我们所指出的国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最扼要又最能象征一个全国大连锁的政治统一的制度。”[13]显然，这里胡适并没有意识到，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对公共权力实行某种制约，而他所强调的仅是其作为工具的合理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适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自由主义者。一旦二者发生矛盾，只能忍痛牺牲后者，他无法置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亡而不顾。
有一段话可谓是他这种态度的最好注脚：“‘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14]置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民主、人权都必须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显然，在民族危机关头，胡适关注的焦点，已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民族国家的存亡。很明显，在这里胡适并非以个人为本位，而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这与以个人自由为终极价值的自由主义已有一定距离，倒是与中国历史上的清议派颇有相似之处。这说明，胡适根本无法摆脱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不得不把国家民族放到首要位置。也就是说，胡适虽然更注重作为一种理念的自由主义，但在潜意识中他仍视自由主义为达到国家富强的手段之一，从而也就偏离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精神，不得不打上深深的中国印记。
尽管胡适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并且对个人价值极为推崇，但是，他在喊出“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必须从社会的“沉船”中“救出自己”的同时又认为，救出自已的目的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在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上，胡适认为，个人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这里所指的“责任”，是“个人对自己所行所为的责任”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不是易卜生所主张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可见，胡适这里的“责任”，重心并不在个人，而是在社会。很明显，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此时也显露出“中国情结”。
而胡适在《不朽》中，关于“‘小我’是社会、历史的浓缩载体，他源自‘大我’又复归于‘大我’，‘小我’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是连结两个‘大我’之间的桥梁。社会生活全靠个人分工合作，但个人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显然，胡适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大我”，是社会，个人的价值在这里由社会“大我”来体现，这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极端重视社会、集体有着相当关系。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胡适是“现代中国为数极少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也极为接近西方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但是，胡适毕竟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现代中国社会现实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抛开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一味推销西方的现代思想意识，因此，尽管胡适可以称得上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中仍蕴涵着相当深刻的“中国情结”。传统与现代在任何时候都是缠绕、纠结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