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内容提要: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并有许多从事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的工具。这些工具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而影响了社会分工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考古学角度 中国新石器时代工具 社会发展
在距今约一万至一万两千年前,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人类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这些都是以工具的发展为基础的。我国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不仅类型较之以前大大增多,而且材料也更广,加工技术更复杂。这些工具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一、农业
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发现的南庄头遗址中不仅出土了一些与居民生活有关的遗物,
还出土了作为谷物加工工具的石磨盘和磨棒。经对动物遗骨进行鉴定得知,猪和狗都有可能是人工饲养的。发掘简报基于这批遗存既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加工谷物的工具同时又有家猪等家畜存在推测当时已有农作物栽培业出现。据碳十四测定,它的年代为距今10510士110—9690士95年。此发现把我国农业起源的时间上推至万年以前。
农业的出现,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一次革命。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工具。原始人
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一些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于是进行人工栽培的尝试。“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虽然说不出这句话,但他们已经懂得这道理,并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当时他们为发展农业而制造的一些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农业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其中有开垦翻土用的铲、斧、锛、耜等工具。早期的石斧是直接用手掌握使用的,因此称为受手斧。以后发展成装柄使用,使功效大为提高。安装方法通常是用绳索将石斧绑在木柄上,刃口和木柄成平行方向。锛与斧外形相似,用途相同。斧为双面刃而锛为单面刃。耜是挖土工具。铲是一种直插式整地工具,主要用于翻土、挖土、和松土。就质地来说有木铲,更多的是石铲,也有少量骨铲。铲的器形多样,早期的呈长方形,较晚出现的有肩石铲和钻孔石铲,使用时都须绑在木柄上。用工具翻土,能使土质疏松,改良土壤的结构,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并扩大耕地面积。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有重要意义。石锄、蚌锄可用于耕地锄草。锄草可促进农作物生长,石镰、蚌镰、石刀、陶刀等工具则用于收割谷物,石磨盘和石磨棒则是加工谷物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
这一时期工具对农业的促进作用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农作物产量增加
在磁山遗址中先后清理出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均有粮食堆积。这88个窖穴
中粮食总体积达109立方米,折合重量为5万公斤以上。经鉴定为粟。
在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中,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
内的罐、翁中都盛放着粟,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
(2)农作物品种增多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大量使用,人们培养的农作物品种也越来越多。郑州大河村遗址
一座仰韶文化的房屋基址中出土一件陶翁,翁内储藏的粮食虽已炭化,经过鉴定,被认为是高粱。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在马家窑文化的一个袋形窖穴中,整齐地放置着当时割下的捆成小把的稷穗,其储量达1.3立方米。20世纪50年代在安徽亳洲县钓鱼台的一个陶鬲中发现了小麦。后来在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粮食,经过鉴定有小麦、大麦、粟、高粱、稷等品种。
仰韶文化时期或其前后,有些地方已经种植了蔬菜。如西安半坡遗址的38号房基内一
个小罐中贮存的芥菜或白菜籽;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出土了油菜子。此外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西瓜籽、甜瓜籽、花生、蚕豆、菱角、毛桃、酸枣、葫芦等植物种子。
二、畜牧业
在出土的渔猎工具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箭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
多遗址中都有箭头。就质地而言石质、骨质等。说明这一时期普遍使用弓箭这一远程狩猎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人类发明和使用弓箭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弓矢对于蒙昧时期,正如铁箭对于野蛮时期和枪炮对于文明时期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的使用,无疑提高了人们捕获野兽的能力,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将暂时食用不了或弱小的猎获物豢养起来。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动物的习性,逐渐将野生动物驯育为家畜,为家畜饲养业或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经鉴定,认为狗与猪均已被驯养成家畜。这一发
现为我国的家畜饲养业起源于万年前后的推测提供了重要依据。家畜饲养业一经出现,驯养动物的品种也不断增多。例如武安磁山遗址中除了猪、狗已被驯养为家畜外,出土的鸡骨经过鉴定也已成为家畜。新郑裴李岗遗址中也发现了这三种家畜。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除了家猪外,还有养和水牛。在黄河流域,大约在仰韶文化时期已饲养黄牛。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牛、羊、狗、猪、鸡这“五畜”均已成为家畜而被人们饲养了。
反映这种饲养情况的还有圈栏遗迹。河姆渡遗址中已发现木栅栏圈。在临潼姜寨遗址内
也发现了两处圈栏,呈圆形,直径约4米,周围有木栅栏,栏内有20—30公分厚的畜粪堆积。此外还有个牲畜夜宿场,有一处的 面积可同时存放几百头牲畜。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10米,宽1.8—2.6米周围遍布密集的柱洞,说明曾围有木栅栏以养牲畜。
三、社会形态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渔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此外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男子逐渐参加农业劳动。农具的改进,尤其是犁耕的出现(大约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一种石犁,应是用人力牵引。值得注意的是,在济南小荆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石质犁形器,长38厘米,宽30厘米,为黄色砂岩质,偏锋弧刃,器中部对钻一孔,而且孔四周用绳子拉犁而磨损的迹象依然清晰,刃部有使用痕迹。该遗址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8500年,这样就有可能把石犁出现的时间向前推移),增加了劳动强度,使男子在生产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男子全力投入农业劳动,创造新的工具,使农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男女社会分工的变化使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除了生儿育女外,妇女仅
从事纺织、炊煮、等家务劳动。这种社会分工可以从随葬品的差别中看的出来。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男性随葬品以农业生产工具居多,女性的随葬品则主要是纺轮。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男子是经济生产的中坚,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他
们在财产分配问题上较以前更有发言权。他们要确认自己的子女,并改变世系的女性血缘传统,最终按男性世系将财产传给自己的儿子。男女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变化,直接引发了男系与女系财产继承权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父权取代母权,中国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可以从大汶口文化墓葬资料中清楚地看到。
1959年发掘的大汶口墓地,邳县刘林的两次发掘,各发现了八座墓,野店也发现了八
座。这些墓葬除大汶口的35号墓为一对成年男女与一个儿童的三人合葬墓外,其余都是一对年岁相当的男女。大汶口的13号、35号、1号三座合葬墓,随葬品都偏于男性一侧。特别是晚期的1号墓,男性遗体安葬在墓穴正中,左侧放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四十多件,女性遗体偏居于从正穴右侧扩出的小长方坑中,仅有一个小玉管和一对龟甲随葬。很明显,这些合葬墓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些情况说明此时女性脱离自己的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所生子女按男系计算世系,两性实行独占的同居。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两性关系和婚姻形态跟以母系为中心的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社会开始进入父权时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和发展要解决食
粮供应问题。当农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数量超过人们自身的消费所需部分而有剩余时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去,从事其他活动,包括手工业生产活动。所以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影响社会分工的出现,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研室:《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
[5] 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6] 于海广:《图说考古》,齐鲁书社,2004年。
[7]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8] 苏秉琦:《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殷纬璋、曹淑琴:《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 马洪路:《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 李键民、柴晓明:《中国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袁运开、周瀚光:《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