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典作品的最后确立，除了作家、作品和评论家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群体的参与，即处于“历史生活”中的大众——读者。作为接受群体，读者是作品经典地位的最后赋予者。“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9]p24而处于历史层面的社会大众作为接受者，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着作品，他们以自身诠释和实现着作品的意义，更新着作品的审美标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置于历史层面的大众读者的更新换代，经典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被重建。因此，以古代传统经典为范本来研究的古典人文主义范式，仅仅将研究的目光着眼于官方和学者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发散，对作为潜在接受者的社会大众，却忽略了其亦具有自由阐释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其研究范式造成了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对立，导致了经典文学大众化悖论的产生。而将读者大众的历史经验置于经典的阐释中，使得经典作品系统文本更为开放，接受者“发现后继作品能够解决前一作品遗留下来的形式和道德问题，并且再提出新的问题。”[9]p40这样，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和大众化进程，其本质则是作品与接受者相互作用的连续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审美生产和审美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超越了经典化与大众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其置于一个开放的历史文本中，得到了更高维度的统一。

　　纵观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能发现基于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经典化与大众化的互动：宋代话本的出现，不仅仅是小说走向大众化的重要一步，同时也隐含着对唐传奇这种精英文学模式的解构;明代中后期，小说在大众读者的接受中成就了经典地位，而与此同时，在明初被统治者确立为官方地位的儒家程朱理学经典思想，却在心学盛行的历史语境中被大众给颠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显然已经重视了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大众在小说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学者们在赋予小说以经典化地位的同时，也掀起了“革新语体,使文学大众化”的白话文运动。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经典作品的诞生与其经典化的进程并不具有共时性，有可能某一作品诞生之初乃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获得某种经典的地位，而是在之后具备了某种历史背景的条件下，被接受者们选择而成就了其经典地位。比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它讲述了一个小人物(方鸿渐)在一个时代的故事，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能引起后人的共鸣。然而在它问世后的一段时期，《围城》并没有成为大家瞩目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具有革命背景的小说占据着当时文坛的主流地位，而《围城》这样的小说只能屈居于文学浩海中的一个阴暗的角落。半个世纪后，当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彼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反思期和摇摆期。那一时期，代表着随波逐流形象的方鸿渐进入了世人的视野，被当做了反映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而《围城》这部作品自然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和追捧，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而以小人物大时代为代表的张爱玲、王安忆、沈从文等作家文人的小说作品，在那一时期也被读者大众们重新召唤而得到了热捧。

　　在西方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其作品在出版之初因为“大伤风化”而饱受争议，甚至惹上了官司，而费多的小说《范妮》与其同时期出版，内容相似，曾一度作为畅销书而大受追捧。但如今《包法利夫人》已然成了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范妮》却已沦为了明日黄花。与《包法利夫人》有类似的经历的作品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这样的例子也出现在了中外文学交流的过程中，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飘》是一部恢弘浩大的叙事作品，当这部作品刚被介绍到中国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过多关注。而随着以《飘》改变的电影《乱世佳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其引人遐想的剧名迅速引发了改革开放之初处于朦胧青春期的文艺青年们的关注和热议，由此也带动了原著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经典流行文学。德国的文艺理论家姚斯对此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理论，他认为当时的读者不能理解经典作品，是因为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存在一定的审美距离，只有等到能够与作品相匹配的新的期待视野出现时，该作品才能被理解。纵观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史，当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转变时，读者们处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培养出了新的期待视野，拉近了其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此时，某些被埋没的作品也就被大众接受，具被了成为经典的可能。这与姚斯的“文学接受期待视野”理论是相通的。

　　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大众文化来源于民间，是对权威的反抗之后，接着又指出：“(大众文化)更现代的意义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而这一点，在许多方而当然也是与在先的两个意义是重叠的。近年来事实上是大众为自身所定义的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它的含义与上而几种都不同，它经常是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但它亦有种很重要的现代意识。”[5]p281 可见，雷蒙·威廉斯也不认可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的截然对立。他同样赋予了大众文化以现代性意识。事实上，在现代性文学的背景下，也有作品正在经历其可能的经典化进程，比如上世纪金庸武侠小说的走红，就是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介使其完成大众化的过程，也成就了其武侠小说的经典地位。而电影和网络的传播，客观上也带动了一些文学作品走进我们的视野，比如电影《哈利波特》和《魔戒》系列的上映，使魔幻小说这一类作品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这样带有科幻色彩的作品，也能引发观众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和科幻小说的关注;网络文学的兴盛和传播，也带动了玄幻小说的兴起和繁荣。通过媒介的传播，我们接触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庞大得多的文本，这些各式各样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人的想象力，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被时代所肯定的。

　　然而，在现代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单单靠一部文学作品已经很难满足接受者们挑剔的目光了，在这个时代中，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注定会与以往不尽相同。然而，一部具有权威性与典范性的文学作品必然会经历从经典化到大众化，再到两者之间达到统一的正反合过程。因此，从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学中，筛选出出具有美学意义和普遍性期待视野的经典作品，这一任务也将会留给当代的接受者们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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