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后，“小说及其思想意识已然突破以往的文化界限，渗入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与行为之中，成为一种堪与儒、释、道相比肩的主体性的文化力量。”[2]。而这一时期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同样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对明初高压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反抗和突破。明朝的政治文化氛围远不如唐宋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加强君主专制独裁，对文人阶层采取高压政策，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文人士大夫们再也没有唐宋时期那种浪漫和闲适，而明朝推行宋明理学思想和八股取士，更体现了对人性自由的压制和文学创造的束缚。而到了明代后期，明王朝的高压政治出现了解构的倾向，帝王骄纵，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吴子林教授指出：“这是一个礼乐政治“崩坏’，的时期，政治的晦暗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痛，却为文学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2]社会的动荡同时带来了思想的活跃。明朝后期，先后有王阳明“心学”说、李贽“童心说”，公安派“性灵说”等各种提倡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学说出现。这些思潮的兴起对冲破僵化思维，肯定创作主体意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勃兴与城市的产生、市民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与整个都市文化的繁荣紧密相连。”[3]p69，彼时江南一带城市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城市化进程远远快于中国其他地区。江南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市民们“竞相追求新事物，新时尚，新感觉，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风格”。[2]市民文化的兴起导致了市民读者群的出现，为了满足市民阶层读者的需求，小说创作者的构成也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一些为谋生或赚钱而写作的文人，而这一类文人的出现，不可避免的使小说创作走向了商品化和世俗化。印刷技术的革新，客观上也加速了文本在城市之间的传播，使得小说能够在短时间内拥有了更多的受众。在这一时期，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为代表市民小说大量出现，受到了民间阶层的喜爱和欢迎，小说也因此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和典范性文学，完成了其第一次的经典化。

　　在近代，小说的地位再一次得到了拔高，开始了其第二次经典化过程。二十世纪以降，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思潮蜂拥而至，西方的文学理论也在前所未有地影响和冲击着中国文学。梁启超、鲁迅等一批学者对西方小说给予了极大地推崇，梁启超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不仅将小说推向了文学最上层的显赫地位，还赋予了小说“改良社会”的历史责任。鲁迅继承了梁启超的“小说改良人生”的思想，他以白话小说的开山鼻祖《狂人日记》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赋予了小说这种文体以启蒙的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更是给中国文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使西方小说被大量地引进了中国，也使得中国传统小说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拔高。王国维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用来解读《红楼梦》，开启了文学理论中西合璧式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品——四大名著，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中的巅峰地位。

　　至此，笔者梳理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的范畴中完成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以小说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一部作品乃至文体的经典化，有着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历史语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部作品必须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接受和喜爱时，当一部作品被社会所接受，它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而这一社会接受过程——大众化，也召唤着经典作品走向社会大众。

　　权威之消解——经典作品的大众化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给大众文化作了如下的解释：“大众文化并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和刻意炮制出来的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5]p101”可见，大众文化的起源是一种民间文化，它来自于广场而非庙堂，雷蒙威廉斯认为其发端于巴赫金的平民主义狂欢节理论;而大众文化的低等次属性，又使得它与上层所谓的精英文化，严肃艺术截然对立，体现了其与高雅文化的泾渭分明的区别。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认为民众们在狂欢节上纵情声色地放荡，恰好代表着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秩序、规则的不满和颠覆。雷蒙·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的解读也蕴含着一个隐喻，即它来自民间对权威的无视，是对精英文化的反抗和超越。大众文化体现在在文学层面上，则表现为经典文学的大众化。一部经典文学通常“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普遍性、永恒性、典范性与理想性。”[6]然而，在当代社会，人们对经典文学的印象，往往与精英文学、阳春白雪划上等号，仿佛只有曲高和寡、高深莫测、不被大众轻易理解的严肃文学，才符合经典文学的概念，而这种对经典文学的模式化理解，往往会忽略其典范性的精神文化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因此，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发掘，使其符合时代的需要，从而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和阅读，成为一种流行元素，这就是经典作品的大众化过程。而经典文学的大众化，往往被置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不断被再阐释和再创造。

　　在当今时代，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大众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经典作品进行再创造，并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先进技术(包括图书出版、影视传媒、网络通信等)向社会进行大范围普及和宣传，以吸引大众关注的目光。这也是现代性语境下的经典大众化的主要方法。比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它能使文学经典在当代传媒盛行的时代完成一次华丽的转身。套用易中天教授的话来说：“百家讲坛实现了传统和现代、学者和大众、学术和传媒三个方面的成功对接。”它使得文学经典不再以一种严肃文学的面孔示人，而是真正的走到了大众中来，让普通人能够更加关注我们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书店里也出现过《明朝那些事儿》、《白话史记》、《品三国》等对历史文学作品进行现代性解读的作品，一度引发了“明朝热”、“三国热”等。在这种经典作品大众化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阅读者，同时也都是创作者和评论者。这就导致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已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及庙堂高层了，普通读者也获得了理解并阐释经典的权力。因此，和大众文化狂欢节理论类似，文学作品的大众化，往往伴随着对其经典的权威性的颠覆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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