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颠覆和解构在现代社会的文学大众化浪潮中随处可见，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的肆意发散，比如对《西游记》的各种演绎式发散，诞生了诸如《大话西游》、《西游降魔记》等作品，曹禺的《雷雨》搬到荧幕上，变成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哈姆雷特》的故事被改写成了《夜宴》。而最近流行的《武媚娘传奇》、《封神榜》等影视作品，已经看不到历史和原著的影子了。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制做方出于商业化的目的，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从而加入了诸多的娱乐元素，从而造成了文学经典的庸俗化甚至媚俗化。然而，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当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闲适的心情去阅读那些文字类的经典作品。而视觉文化特别是网络社交的普及，对大众的阅读和思维习惯带来颠覆性的冲击。为了消磨闲暇的时光，日益丰富的影视作品和制作精美的游戏，通过视觉文化与生俱来的巨大的感染力，将各种图像和声音映射到每位观众的大脑中;同时，网络上无穷无尽的新闻、微博、微信等各种资讯信息，使我们的目光应接不暇。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的视觉信息，这甚至成为了当今社会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然而在被动接受这些浩淼庞大的信息的同时，人们是否还有时间、或者还有精力进行思考呢?高文强教授在《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教育危机”问题》一文中指出：“人们的审美方式常常是通过“语言”来阅读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然后通过‘静观’和‘冥想’，去品味那种难以言传的艺术韵味，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的享受。”试想，在碎片化阅读时代，也许你今天阅读了大量的文字，但是第二天又能记得多少呢?连记忆都无法保存，又谈何“静观”和“冥想”呢?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看到人们纷纷低头看自己手机，或看着电影、或刷着微信、或玩着游戏，整节车厢没看到一个人在读书或者读报纸，试想，这样的时代，会滋生出有利于文学经典传递的土壤吗?因此，以元叙事为主的传统经典文学，在当代工业社会的背景中，在现代性的文本阐释下，其典范性和权威性被大众化的浪潮解构了。

　　对经典权威性的解构，导致了文学经典化的大众化悖论的出现：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有着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历史语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部作品必须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接受和喜爱时，只有一部作品被社会所接受，它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当作品完成了其经典化过程后，其权威性和典范性也就被去蔽了，然而，被去蔽后作品，仍然留下了很多“空白”，有待后来的读者去“填充”，这种填充就是一种再阐释。但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后来的读者与前人的理解视阈必然会出现偏差，后来者会对经典作品做出符合时代的解读，而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就在后人的解读中被消解了，其后果导致了文学经典性本身的解构。其实，文学经典性的解构，也是文学现代性悖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面对现代工商业社会对经典文学的冲击而产生的现代性悖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使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成为可能，然而他又担忧这种复制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经典艺术作品的“灵韵”的消失，这种暧昧的矛盾贯穿于他的整个文艺理论思想。相比之下，面对文化工业对经典艺术的摧残，阿多诺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导致了文化的商业化，艺术作品成为了商品，因此艺术家们不得不“以审美专家的身份去适应商业生活。”[7]p148-149;另一方面使艺术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创作个性，从而使艺术作品的质量下滑，艺术被沦为了娱乐的工具，也将导致受众的审美能力下降，心智衰退。这些学者的见解和主张，无疑对经典文学艺术的大众化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个包含着矛盾运动的统一体，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也概莫能外。如果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对自身的肯定，是“正”的状态，那么经典作品的大众化，则是“正”的对立面“反”，包含着对前一阶段的否定。那么理论的第三阶段就是“合”，通过“扬弃”进行否定之否定，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和大众化之间建立起一个统一体。而构筑这个统一体的基石，恰恰是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前身”，即“雅文学”与“俗文学”。

　　读者的重建——经典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特征的经典文学，其创作和阐释话语权往往掌握在社会贵族的手里，因此经典文学往往和精英文学划上了等号，而大众文学，根据雷蒙·威廉斯的定义，大都起源于民间，流传于人民大众之中。因此，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仿佛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具有天然的对立性质。然而对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内涵追根溯源，在中国文学的范畴内，它们的前身分别是“雅文学”和“俗文学”。

　　提及“雅文学”，读者们就会想到“纯文学”、“精英文学”，感觉是“阳春白雪”类型严肃文学;而提到俗文学，就和“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甚至“下里巴人”挂上钩了，认为其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不入流的文学作品。常人的这种观念造成了雅俗文学的二元对立。郑振铎先生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8]他对俗文学的定义，充分体现了雅俗之间的这种对立。

　　然而从文化关键词的角度去追溯“雅”、“俗”的原始义，可以发现，雅俗观念的形成，是由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及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俗”的本意是“风俗，习俗”。《说文·人部》有“俗，习也。”《礼记·曲礼》中有“入国而问俗”。因此，俗在最初并无贬义的色彩。而“雅”最初也具有“风俗”的意思，只因为它特指周朝王畿地区的风俗。而基于周王朝特有的统治地位，这种风俗也被尊称为“雅”。比如在《诗经》中，王畿地区的民歌就特别的被收录到《雅》”中。周朝的统治者大力推行王畿地区的风俗，将其赋予正统地位，因此“雅”就有了“正”、“合乎规范”的意思。如《玉篇·隹部》训释：“雅，正也”。因此，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尚雅观念。而“俗”这个概念，就和“雅”之间形成了对立，有了大众和庸俗的意思。可见，雅俗观念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社会的意识形态性，不仅造就了雅俗文学的分化及对立，同时也促成了“经典”一词的形成。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推崇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与象征官方公文体制的“典”并用，被称为“经典”。因此，正如“雅俗”观念的形成一样，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和官方文人的喜好和推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经典文学”具有了典范性和权威性，给社会意识形态的建立提供了各方面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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