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具体解释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如何在互动基础上建构国家利益，温特引入了社会学中更关注基本互动实践的符号互动论。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理论，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前提如下：第一，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的;第二，这些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活动中衍生或者产生出来的;第三，在这个人与他所遇到的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过程而驾驭并修正这些事物的意义。[]符号互动理论表明，意义是在人们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主体间性。以此为工具，温特得以就国家这个施动者主体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互相建构作用进行了阐释，其观点是：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温特的理论中，施动者是作为行为体的国家，而结构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分配或国际体系文化。根据国家之间互动性质的不同，可能存在多种无政府文化。温特归纳了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行为体的身份是由结构文化建构而成的，不同的体系文化确定了国家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确定了不同的国家利益。[]

　　如果我们用全球史的互动理念和文明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国家不仅像现实主义者所宣扬的是一个权力体，而且正如建构主义者宣称的观点，国家也是一个文化体，国家之间相互的共有观念建构起了彼此的角色身份，这种角色身份建构了彼此的国家利益。这样，国家间的关系就可以被视为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即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他文化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新自由主义：互动之上的关联

　　在互动的大框架内，全球史学者也极为关注研究单位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建立关联。这种关联既可以说是概念性的(conceptual),即先建构一个历史的大单元,然后再挖掘其中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即首先从挖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联系入手,进而把一些所谓的独立单位联结在一起。有些全球史学者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以整体观和互动观来探讨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刘文明的论文《大流感、殖民体系与尼日利亚木薯种植》就是这一角度的典型代表。他在文中提出，1918年大流感最初来源于美国，是美军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流感病毒带到了西欧。这样，流感病毒借助于殖民体系和世界大战，从美国、西欧传播到了尼日利亚，最终影响并改变了尼日利亚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因此，1918年首先在美国爆发的流感，与此后尼日利亚的木薯种植之间有着见解的联系。这种“多米诺效应”式的“关联”表明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地方性事件有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这种历史过程，即今日所称的“全球史”。[]全球史视角下的关联理念给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尽管现实主义者看重权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些硬实力资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建构主义者则更为强调国家间的文化观念等软实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二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吵和辩论，但是国际关系学者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实主义者看重的硬实力和建构主义者强调的软实力都在国际关系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二者之间虽然有区别，但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笔者已在本文第二部分内容中论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内在联系，硬实力是软实力建立的基础，软实力在合理的环境中可以增强硬实力的影响力。因此，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应该互相借鉴，建立关联。

　　在建立关联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上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建构，这是全球史更高层次的指向，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建构”。这种建构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事件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全球史学者非常重视互动得以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美国全球史学家本特利在研究跨文化交流时，就十分关注文化互动和交流得以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他没有把文化发展简单归纳为物质原因所致，而是认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常常能够起到推动文化选择的作用。[]也正像夏继果在《全球史研究: 互动、比较、建构》一文中指出的，“联系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其影响和意义大小，取决于大的环境。全球史学者应该认识到环境条件决定着全球联系，在把握联系之前，应当首先深入把握这些环境条件。”[]而且全球史研究还非常关注互动的运行机制，即互动的结构和网络。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一文中指出，1500 年之前，欧亚非形成了交流和互动的网络，其原因在于“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甚至神秘的宗教也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建立关联，在关联之上建立一套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制度和规则，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一书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该书最早于1977年出版，很快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多次再版，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他们敢于正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突破了新现实主义从国家的物质性力量出发对国家权力的界定，从新的角度予以解读和分析，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国家间的联系来定义权力，并引入了新的权力概念——相互依赖。他们这样定义相互依赖：“依赖(dependence)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言之，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即彼此相依赖(mutual dependence)”。[]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均衡的、不对称的，而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成为权力的一种来源。

　　约瑟夫· 奈在此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对国家实力进行深度解读和划分，提出了“软实力”(Sofe Power)概念。他在其经典著作《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一书中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给出了较为权威的定义，被誉为“软实力之父”。他在《软实力》这本书中提出，硬实力人人皆知，指的是军事和经济的威力，硬实力可用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得以实施。但有的时候，即便不动用实实在在的威胁也能达到目的。这种为达目的而采取的迂回方式，就是软实力，有时也被称作“权力的第二张面孔”。除了靠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制裁胁迫他人改变外，在国际政治中设立议程并吸引他国也十分重要，这种让别的国家也想达到你所期望的结果的实力，靠的是拉拢人而非胁迫人，就是软实力。在他看来，软实力和硬实力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影响他人行为进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涵盖了多种行为：从威胁强迫到经济诱惑，从设置议程到纯粹吸引。软实力资源与吸引力密切相关，硬实力资源则通常与强势行为相关联，硬实力是软实力实施的基础，在特定环境中软实力的实施还可能会增强硬实力带来的影响力，如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有进行制裁和提供报酬的资本，还能成为吸引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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