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存在三大理论流派：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学者强调物质性因素如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建构主义学者则强调观念之上的文化因素，新自由主义强调相互依赖和软实力因素，三者经常互相批判和辩论。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史的兴起，文化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整体研究和合作理念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与全球史强调用互动和关联的理念去建构历史不谋而合。新现实主义缺乏互动分析，建构主义强调互动基础上的建构，新自由主义关注互动之上的关联。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应加强互动与合作，互相借鉴和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乃至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全球史理念 国际关系理论 互动和关联 新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大理论流派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新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体，其思想核心是权力和利益，重视均势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只能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即硬实力;建构主义更为看重“共有观念”，认为建立在共有观念之上的文化建构起了国家的角色身份和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强调“软实力”因素，认为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应该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才能真正发挥其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

　　全球史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全球史作为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已广为传播和流行。从最初的打破“欧洲中心论”，强调欧洲以外地区对世界历史和文明发展同样重要，到今天的跨文化交流，包括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和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文化碰撞与交流等方面，全球史的发展尽管并未发展出一种普遍适用的范式，虽然也有众多流派如现代化学派、世界体系学派、加州学派、墨尔本学派、后殖民学派等等，但全球史学家分析和看待世界历史的思维中蕴含着共同的理念：互动、关联和建构。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互动中建立关联，在关联的基础上进行建构。

　　全球史强调以宏大的视野来看待整个世界，从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长时段来全面系统地理解和叙述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和互动，注重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之间建立关联，从而建构起对世界历史的新认识。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使人们看到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由此拓展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引发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再思考。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世界历史。[]

　　一、新现实主义：缺乏互动分析

　　新现实主义是在批判发展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虽然使现实主义理论更具科学性和实证性，但仍然关注权力和利益这两大思想核心，认为外交的核心政策是维持均势，因而均势论备受推崇。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 就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被奉为“新现实主义大师”。

　　肯尼思·沃尔兹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国际体系的结构最终就是国家实力的分布，这种结构塑造、推动国家的行为。面对失衡的权力结构，作为自助的国家出于安全的需要，只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要么制衡，要么追随(搭便车)。但是不管怎样，国际体系最终会到达动态平衡，均势的情形一再出现。由于他侧重于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分析，其新现实主义理论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

　　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的理论分析虽然富有科学性和逻辑性，但其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利益的认识大多停留在现实的静态思考层面，缺乏对国际体系内部互动的分析。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中，国家必然是一个自助的系统单位，要想保护自身的安全，维护自身的国际利益，只能依靠本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外交的战略任务是将实力转变为政策，起点和落点都是安全。这种主张虽然看到了硬实力在国家利益维护方面的现实作用，但忽视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对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国家的外交决策并非在真空中进行，也在动态中不断发展，一定会受到它所处的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制约，而且还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作出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发展还要受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和角色身份的制约。例如，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决策中，不仅要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还要考虑到美苏关系、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以及中美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互动分析方面，建构主义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二、建构主义：互动之上的建构

　　虽然到现在为止全球史学家没有在全球史定义这个问题上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类似的，都以各人类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各社会群体与其环境之间的联结史为主要关注对象，正如美国全球史学家曼宁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史“就是全球人类社会的交往史”，研究指向是“全人类的联结模式”。[]另一位全球史代表人物本特利则断言“(世界)历史是世界各族人民之间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是全球史的核心理念。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其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被奉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经典代表作。他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将整体主义方法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际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文化(或称为共有观念)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否定现实主义强调的物质主义，认为应该重视观念的作用。建立对新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他的理论观点受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非常重视互动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作用，强调观念性因素与物质性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认为结构包含物质性因素，如人的身体、国家的实力等物质性因素是不能自动转化为观念性因素的，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产生有意义的建构。[]例如，假设以色列具有核力量，伊朗也具有核力量，核力量是物质性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感到具有威胁的必然是伊朗的核力量，而不是以色列的核力量，所以就会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核力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行动。也就是说，仅仅核力量这种物质性因素是不能解释美国的行动的，只有通过美国相对于以色列和相对于伊朗的不同期望，核力量才产生了它所实际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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