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在民生新闻失语的成因及影响。

　　拜肖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不等于言语(parole)，它是指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群体表现形式，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语言、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福柯不再把话语仅看作文献，即书、文本、叙述、汇编等，而将其视为一种与生活、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实践符号;布迪厄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手段，还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因此必须在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景和结构环境中研究它。”在话语分析理论视野中，话语是符号权力关系，变相地表现了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

　　民生新闻中农民失语的现象是目前我国转型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体现，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积累的结果。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在原来的博弈格局中添加了“资本”的因素，使商业逻辑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话语权力的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农民群体在民生新闻的失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农民没有媒体消费的习惯和相对固定的媒体消费支出。这一点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贵州表现得尤其突出，广告商否决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媒体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把眼睛紧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身上，尽量报道能引起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12]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落后，居民收入少，支付能力低，消费观念保守，这些地区的集贸市场多被假冒伪劣商品，或者被不需要做广告的小生产者以及个体和手工作坊的生产者控制，广告商的产品不能像占领城市市场一样随媒体的广告席卷农村市场。。虽然现在电视媒体的触须逐渐伸入广大农村，但由于经济的落后，电视机的普及程度不如城市那么高。同时，对农村而言，电视可以说是新兴媒介，媒体消费习惯的养成需要假以时日。

　　(二)，农民居住比较分散，而且地处偏僻，信息封闭，新闻素材相对短缺。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段，属于喀斯特地貌，地势高低崎岖，古有“地无三里平”之说。而广大农民多居住在山区，信息变动较少，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更是很少。媒体力量受阻相别于城市的“法理社会”，农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纽带之上的“民俗社会”，由于户籍制度和交通不便的限制，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是那么频繁与复杂，且交往双方相互知情、关系稳定，因此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不如城市居民那么强烈。农村信息传播更趋向于一些约定俗成如示范、口传、集会等渠道进行，大众媒体在农村威力没有在城市那么明显。

　　(三)，农民在总体上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小农意识浓厚，参与意识淡薄。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出现合谋的趋势，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农民缺少代表本群体说话的精英，没有声音引起民生新闻的注意。在贵州，小农意识比较浓厚。农民群体对电视的态度只是在做农活之余，把它作为一种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贵州农民的“看电视”等同于“看电视剧”，尤其是那些远离现实的古装电视剧。而不是把电视作为吸收外界信息的途径。电视剧在农村似乎畅行无阻，而新闻类节目却被忽视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很多县的“两基”都还没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虽然电视这样的媒体并不要求受众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像“百姓关注”这样互动性、参与性较强的特殊类型的节目，必然要求其受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即使民生新闻节目里实实在在地有许多农民所需要的信息，但由于要求参与性强的特点，面对文化素质的欠缺，农民只好望而却步。

　　民生新闻中农民的失语所导致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媒体隔离拉大了农村和城市的知识沟差距。信息流动是不平衡的，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初衷是关注百姓生计的“百姓关注”没有把农民囊括在百姓之中，“百姓”的范围在这里大大地缩水。使城乡本来就存在的知识沟进一步加深。 其次，媒体隔离使议程设置出现断裂和偏颇。民生新闻之所以在普通百姓中取得了很高的视听率，原因在于它能够反映、创造舆论，进而引起政府关注，影响政府决策，然后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对问题给予解决，这是一个从公众议程向媒体议程、政府议程转变的过程，也是普通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管理的必要途径。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的失语使他们的生活、生存、生计、生命状况不能被很好地表达出来，自然无法影响到政府议程的内容。代表市民利益的城市化的大众传媒所推进的议程转换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明确指出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体如果让农民失语自然就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背离。

　　四、几点建议

　　鉴于以上论及的农民群体在民生新闻中失语的现状，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为改变这一状况都应该是有可为的。就政府而言，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发展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群体的消费能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培养农民的媒介消费习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的介入使媒介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上尽量做到公平。同时赋予农民以平等的“市民权”，包括平等的媒介使用权。就市场化、产业化较为成熟的媒体而言，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农村依然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农村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进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将成为可以预期的主要广告诉求群体。就新闻从业者而言，无论是采取何种新闻形式，民生的情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都应该是其一贯坚持的方向。人文关怀之人，民生新闻之民，本是题中应有之意。

　　赵奉军(1977—)男，白族，贵州民族学院新闻学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通信地址：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 邮政编码：550025 电话：13595167632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网 www.chinapop.gov.cn

　　【2】 http://www.farmerblog.org/user1/gaofeiqian/archives/2006/200671323221.html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月刊.2004.8.

　　【4】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P96.中央编译出版.1996

　　【4】刘文瑾.一个话语的语言——市场逻辑与90年代中国大众传媒话语空间的构造[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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