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农业与自然
【关 键 词】 农民工流动； 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断层；非熟人社会；乡村治理灰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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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熟人社会”有助于纯朴的乡风文明建设。首先，从道德约束这一外在约束看，“道德意识”或对道德规范的践履，与其说是个体自觉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熟人社会”里道德舆论压力的结果。“道德”含量总是与其所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 反之，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的流失，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人们就会背离原有的道德约束、破坏原有的道德规范。其次，从熟人社会角度看，人们会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而遵守良好的道德规范。对一个生活在严重缺乏人生成功机会和途径的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面子”（来自道德舆论对个体行为的肯定性评价）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或者说作为“社会资本”的“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面子”的“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一些蛮狠的村民会为了一己的小利而不惜撕破“面子”做出无情无义的违背道德的行为，这也正是目前乡村出现大量经济纠纷的深层原因。同时，在村民纠纷上，在熟人社会里，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在乡村的青壮年大量流失后，民间权威的威力也失去了放大的效应，并没有多少人把民间权威的“说话”当回事，这就给黑社会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为乡村治理埋下隐患^[7]。
（三）农民工的流动、农村治理灰色化与社会主义乡风文明的破坏
良好的乡村治理是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乡村治理的不仅仅局限在国家正式制度及其规范的对象和社会关系，还要深入到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中。公开的正式制度是乡村治理的强大国家后盾，非正式制度管理是乡村治理的润滑剂。不良的非正式制度会对乡村治理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目前，乡村灰色组织正困扰着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流动的农民工、行为失范的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村灰色治理的组织基础。
1.农民工在城市的“村落性犯罪“与农村治理灰色化”
第二代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渠道主要是企业，其社会组织性增强。在城市社会交往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尽管已经向业缘、友缘拓展，但依然是以亲缘、地缘为核心。相对于在家的留守人员，外出农民工的社会结交范围更广、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凑。紧密的社会组织性为农村治理灰色化奠定组织基础。
这分为几个过程：首先，在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由于离开了原有的熟人社会，原有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约束就会减弱，同时，流动的城市生活对其的道德约束也很弱。在弱的道德约束下，一旦农民工在城市求职、工作、生活无望，为了生存潜藏在人性内的恶就会流露出来。其次，第二代农民工的组织性为农民工恶性行为的实施奠定了组织基础。社会网络拓展的特点是：生存能力强的农民工到达城市后向原有网络外拓展的能力强，对原有社会网络的依附能力逐渐减弱；社会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向网络外的拓展能力差，对网络内资源的依附性能力强。失意农民工就会以原有的社会网络为核心，形成一些犯罪性的团伙性组织。这些犯罪行为一旦形成产业，为了扩展地盘，这组织就会扩充人马。在这些 “暴富”人群的示范下和积极拉动下，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该团队中。这就是“盗窃村”“盗墓村”“造假村”的形成。同时，这些组织严密、分工合作的组织，由于其势力强大、资金雄厚，也是所在村落、乡镇灰色组织的始作俑者或是推动者。同时，这些团伙间歇性地回归农村可能就是农村灰色组织的直接组织者。
2.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与农村治理灰色化
由于工业化的就业特点，第二代农民工受经济周期变动的影响较大。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由于第二代农民工持续外出，农村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在无力耕种的情况下，一些农民的土地进行了私下流转。农民回到农村后无地可种。另外，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从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对农业生产的认同比较弱，所以回到农村即使有地可种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寻找合适的时机再回到城市生活中。大量无地可种、有地不种、游荡无业的人就成为乡村混混，为农村治安埋下隐患、为灰色化组织奠定组织基础。
（四）城市不公遭遇的乡村回流式爆发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侵害
农民工在城市是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和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遭受的侵害通常也是最多的。受到侵害后的农民工对乡风文明的破坏影响主要表现在：在低层面上，社会的不公遭遇会让他们对原有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在不良因素的诱导下，发生心理、行为的变异；在较高层面上，他会教导后代不良的道德观去适应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最终造成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扭曲；在最高层面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在一些偶然因素的刺激下爆发一些个人、集体性的反社会的事件，对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造成难以修复的影响。如2009年震惊全国的“刘爱民枪杀、火烧亲属的恶性案件”，“甘肃巴南暴力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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