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农业与自然
【关 键 词】 农民工流动； 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断层；非熟人社会；乡村治理灰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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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没有任何可操控资源的农民工必将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在政府层面上，1.政府虽然为农民工进城、权利保障提供诸多保障，但是这些保障的力度、覆盖面还是非常有限的；2.政府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性工作”提供的有效保护措施、力度不够，如城管和小商贩之间的冲突；3.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为了保政绩、完工作量往往选择最没有保护措施的农民工开刀，如“上海的孙中界钓鱼事件”。在企业层面上，企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六）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方式导致农村巨大变化
1.农村人口老龄化、女性化。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造成农村的人员构成发生变化，女性、老人甚至是儿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随着劳动力的持续流动，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比例进一步上升。1996年，51岁以上老龄人口从事农业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别为18.5%、17.3%和17.69%。到2006年分别上升为32.5%、33.3%和31.2%。1996年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中部、西部地区的女性农业从业者分别为47.55%、36.93%和38.49%，到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分别上升为53.2%、54.3%和51.4%^[4]。
2.农村流转土地数量剧增和农村土地非农化使用剧增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农村留守人口的老龄化、女性化，导致耕种土地的难度增加、大量土地被撂荒。同时，由于打工收入的增加，土地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土地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系数下降，但由于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缺乏和城市对农民工的有限接纳，城市高生活成本等原因，土地的功能蜕变为提供保障性、抗风险资产，所以，就出现了农民工远离土地，不放弃土地、撂荒土地的局面。近年来农村土地的撂荒面积随着农民工流动而不断增加。有数据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每年都有66.6万公顷土地被撂荒。同时，在一些经济活跃的地方，民间自发的或非自愿的土地流转也在不断增加。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郊地区，土地非农业化使用也日益增多。
三、第二代农民工的流动对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的影响
（一）主体断层阻碍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及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乡风文明指标考核体系：主要有道德建设、科技教育、文化教育、公共安全和福利建设和组织建设等多个方面。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青壮年的积极参与。大量青壮年的流失造成了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断层。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乃是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便有可能无法维持系统的均衡而呈现“病态”。具体来讲主体断层从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1.对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影响
从道德建设的角度看，构建良好道德氛围的途径有：社会成员世代的口口相传、以身试教，耳濡目染式的传承；网络等媒体方式的传播、和政府行政性的主动推导。道德建设更偏重于周围人良好行为的言传身教，家庭教育尤为重要。“养不教，父之过”，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无疑担当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导致了道德建设主体缺失。从科技普及推广、文化教育看，青壮年是科技知识、科学技术的主要的载体和接受者和传播者。能够外出流动人员一般是高文化素质的人。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势必有碍于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良种的推广、土壤的改造、新技术的采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向深度广度开发难以为继。从人力资本的推广看，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更为困难。因为科技文化的普及和提升是一个不断累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而农村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使本来就普遍偏低的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困难^[5]。
2.主体断层对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持续发展设置障碍
首先，由于主体断层，农村留守儿童增多，粗放的教养方式，使得儿童犯罪率增高。有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栏目报道，仅仅在2010年1月份1个月就发生了3起留守儿童杀人的恶性事件。留守儿童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主体断层。农村青壮年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留守青少年监护缺少。祖辈亲属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给予足够的监护，使得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家庭温暖不足，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在外界不良因素的诱导下，一个偶然的诱导因素就可能导致青少年即兴犯罪。
其次，由于主体断层，农村留守妇女增多，婚姻危机增多、乡风文明遭到破坏。由于城市务工的生存压力和子女就业限制、父辈赡养等诸多羁绊，农村妇女外出务工的数量有限。由于男性青壮年的缺失导致大量留守妇女的生存状态急剧恶化，尤为婚姻状况遭遇红灯。留守妇女婚姻方面的遭遇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长期得不到丈夫的温暖，主动红杏出墙；一种是由于缺少丈夫的庇护，遭受留守男士性侵害。农民工婚姻危机为家庭不和谐埋下隐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良好的乡风文明，使原有的良好乡风文明遭到威胁或瓦解。
再者，不良文化在农村迅速蔓延。一方面，由于家庭青壮年的缺失，使得家中的老人心理上、生活上都陷入困境。在现实状况得不到实体解决的情况下，更多的老年人求助于精神层面的帮助；另一方面，伴随中国大国崛起，中国的经济舞台逐步从国内拓展到国外，中国虽与国际大国共赢，但是国际摩擦和冲突难免，一些国际势力利用宗教、文化入侵等方式向中国进行渗透以达曲径通幽，而文化积淀少、信息传播速度慢的农村往往成为它们的首站传播地。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看，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邪教）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教、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急剧衰败。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一支独大的角色，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基督教信众在北方农村和沿海地区正以10%～15%的速度递增，其中又以家庭教会蔓延最为厉害。而且目标传教群体逐渐年轻化、知识化、高阶层化^[6]。宗教信仰是深入内心的，一旦洒下种子就很难清除。宗教（包含部分邪教）一旦在农村传播开来，宗教势力将会干预乡村经济决策、政治决策，逐步架空乡村组织，进而导致乡村治理灰色化，乡风文明建设将极为困难。
（二）“熟人社会”转化为“非熟人社会”对乡风文明的侵蚀
1.对原有纯朴乡风的侵蚀
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仍然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构筑的差序格局，维系着和谐的礼治秩序。当前，大量农民工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工的流失和成功农民工的“劳动力移民”。熟人社会基本主角的缺席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正逐渐由“”熟人社会”向 “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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