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报》在2008年12月1日刊登苏双碧先生的文章，谈论中国古代为何不能产生民主思想。苏双碧先生的意思是：自古以来，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几千年来，在一些思想家(言论家)的说教和封建帝王的灌输下，民本思想在文人君子或平民百姓中早已根深蒂固。所谓民本主义，相对与封建帝王而言，就是要“养民”、“重民”、“便民”、“利民”，要“爱民如子”、“与民同乐”、“为民作主”，但就是不能让人民拥有权力，不提倡人的权利和个性解放。相对与平民百姓而言，就是只强调人对封建社会应尽的义务，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循规蹈矩做人。民本主义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肯定民的重要性，但他明确只有制服民，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定，只有拥有驯服的民，国家才能富强。显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说，民本思想在封建时代有他进步和光明的一面。但他和现代民主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是指国家权利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思想。可以肯定，民本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有一定深刻的含意。我们知道，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为原则。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完全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一切围绕人民的各种合理需求和社会进步的发展需求展开工作。民主政府的一切活动对全体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切公务活动及其公众形象。人民有权通过各种媒体或法律程序批评和弹劾甚至罢免政府工作人员，以此确保民主政府廉洁高效地健康运行。

　　其实，中国清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在1899年写的《爱国论》中就就提到：“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这说明一百多年前的先人就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民权思想和高度的民主觉悟。如果我们今人反倒愚钝无知顽冥不化，那就是倒行逆施，就是一种反动!

　　对照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无论官员或民众，民本思想的表现形式还非常浓厚。如“民不与官斗”或官对民的“刁民”意识就是民本思想的集中反应。各地层次不同的上访或偶尔发生的动乱现象，就是某些地方政府缺乏民主，实施高压导致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必然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某些地方政府或人民代表的产生缺乏民主基础，缺乏民主监督，缺乏权力制约，人民缺乏应有的权力。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计民生或滥用职权也源于此。

　　我们还知道，民主的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份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全体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民主体制形式多种多样，大同小异，反映着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的。在民主社会，由民主制定的法律和国家宪法至高无上。一切公民和团体的活动及其章程和纲领，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民主社会还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国家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用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实际上，民主就是一种政治平衡术，是一种全民和谐共进的思想方法。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尤其需要大力弘扬民主思想。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民主选举、民主改革、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法制、民主自由。只有民主才是铲除罪恶，消除腐败，摒弃一切颓废、愚昧、落后的消极现象，使国家突飞猛进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