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遇到如何与中国从古到今、发展流变、动态变化中的“活着”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碰撞、相契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就“化”在中国文化传统这块360万平方公里的文化土壤上。前者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又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即最高信仰，后者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不可逾越的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或曰文化血脉、文化基因。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包含了儒学的现代化的文化意蕴，儒学的现代化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人学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和价值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目标。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在时代精神的关照下，进行异同比较和综合创新，可以决定中国大陆未来的精神走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现代化 异同比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作者简介]邵龙宝，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当前中国社会在文化建设层面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仰问题、价值问题或者说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目标。前者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后者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表征，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民族根性的文化资源和符号;前者是世界观、方法论，后者是中国人的伦理观、道德观和做人的信仰，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决定了中国大陆未来的精神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该包括以下内涵：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近代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是指与初级阶段的国情即与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这方面也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三，与第二个方面密切联系，是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其中包含与儒学相结合的尝试，这项工作我们已找到了很好的途径，如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形象、中国气派的文化内涵，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浅层次，有许多深层次问题尚未展开研究;第四，是指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上面第三个问题相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属于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欠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遇到如何与中国从古到今、发展流变、动态变化中的“活着”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碰撞、相契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就“化”在中国文化传统这片360万平方公里的文化土壤上;这是从过去到现在，以至走向未来，在动态中变迁的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土壤。就好像当年佛教进入中国有一个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这个融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现在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对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多，而对后两个方面的研究涉及相对较少，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及其罕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层面上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大量的文化资源远没有得到开掘，在如何应用方面更是不知所云。我们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 所谓“儒学化”)，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 所谓“断裂化”)。

　　儒学作为多元文化格局中之一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在大陆中国有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儒学的现代化相结合。前者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又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即最高信仰，后者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不可逾越的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或曰文化血脉、文化基因。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包含了儒学的现代化的文化意蕴，儒学的现代化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人学思想的指导。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中国社会，其文化建设之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之重要内涵的一个方面就是儒学的现代化。在这两个问题当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继承和反思批判的命题，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异化理论和人学思想对儒学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包括对制度化的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的儒学的反思、批判和继承、弘扬;亦即包括对文献典籍的儒学和“活着”的儒学传统的反思、批判、继承和弘扬。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可或缺的一项研究工作，也是儒学的现代化研究本身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使命。两者的结合(包括汲取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便于为建设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而又充分体现时代性要求的中国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为建设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而又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主要包含了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和价值层面的会通和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这三个方面。

　　一、信仰层面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与儒家的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信仰有着相通相容性。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者。马克思从人对自己周围世界的关系、现实世界对人的理性的贬抑来说明神灵世界的发生，认为神灵的存在是因为理性的匮乏，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神灵的存在其实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中国人在近代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道德人文理性的信仰观有关。尽管中国传统有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还有近代进入的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且有3亿左右的人信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中国社会基本上属于无神论国度。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同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讲求道德自觉，它重人生和现世，不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而是要在人间社会建立精神王国。有人认为儒学是一种半哲学半宗教，这里的半宗教在我看来是指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所以，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就不属于宗教信仰。实际上儒学不是宗教但确是信仰。儒家对“天命”的崇拜之中内涵着对道德自觉的超越性的信仰，这是一种属于道德实践理性的信仰，这种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命运的关怀，追求崇高的人类道德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同理想虽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但在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上还是有诸多共通性、一致性。从《礼记》的大同社会理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原名为《人类公理》，其依据是《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记》中的“小康”、“大同”说，再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里有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与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有着诸多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Communism)来自于拉丁语的communist，汉语是指“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的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讲求秩序与和谐非常契合。中国传统思想把秩序、和谐放在自由和民主之前，儒家认为只有秩序与和谐的社会才能给每一个体带来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动荡不安，个体自由的环境和空间就不存在了。这与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的重要性，由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使个人的自由得到保障不一样。西方的个人主义把自由放在秩序与和谐的前面会导致每一个体所要求的自由发生矛盾和冲突，以致变成谁对谁错无休止的争论。共产主义有两个定义：其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灭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①二是指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在政治生活中讲求民主决策，由“自人的联合体共同参政议政，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没

　　有阶级之分的国家，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由“小康”走向共产主义的“大同”。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观，都是为了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三代领导人提出的解放思想，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也与我们的传统有密切关联。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崇尚革故鼎新，“生生之为德”，“天地之大得曰生”，注重“生化”、“创化”、“演化”，都是要提倡不断推陈出新，使得思想和心灵得到解放。

　　在价值取向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为其基本要义，突出集体本位，强调个体对群体价值的认同;西方人则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认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网络的纽结之中。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中的一份子，或是渔网中的一根线。每个人都是几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中国人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集体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经常取决于周围其他人乃至整个集体。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家庭、家族、村、省、民族乃至国家的一份子，而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传统源于古希腊，他们认为个体组成了集体和国家。约翰•洛克、卢梭及其他西方哲学家在论述个体独立于集体或者国家中的自由时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②中国人注重孝道、整体、家庭，对权威、政府、父母、老师的尊重，注重对老天爷的敬畏。(当然这种价值观自近代以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是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导致自由、民主、人权、理性、个人主义也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作为个体主义的西方最关心个体的公民权利，但作为还处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中国更多地是着眼于把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作为基本人权，尽管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克服和解决。不少西方人习惯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一切，许多价值冲突就源于此。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 但其与以个体取向的价值观为精神内涵的西方文化判然有别, 它强调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种“类存在物”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与“全人类的解放”, 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上有着诸多相通相容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孔子强调先富而后教，孟子强调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老百姓常说的“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这些价值观都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暗合。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崇尚天人合一，赞天地以化育，推天道以明人事，崇尚“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等理念都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和马克思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论述也有相通相容性，如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

　　二、实践与价值层面的会通

　　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向往和羡慕过那种书斋中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角色，他的理论兴趣总是带有实践的祈向，这种“实践”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哲学的任务是对现实世界的缺陷的批判。这个批判的过程即是在现实世界实现的过程，现实以自由精神的形式克服了自己的缺陷，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也就丧失了自由精神的圆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②[美]约翰•纳斯比特[德]多利斯•纳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10月，64、2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

　　导言》中他把“实践”赋予了“武器的批判”之内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④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哲学的根本标志，又是奠定新唯物主义理论大夏的基石。因而，马克思主义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的方式，一种不断与现实、实际展开对话的理性与批判精神。

　　儒学的重人轻神、重行动、知行统一、讲求实际、力行、讲求实用和尚变、崇尚中庸之道的“执两用中”之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人格和品德等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儒家的无神论、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注重实践的品质有利于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在近代符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与党内外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中国传统哲学“躬行践履”与“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传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所体现的“实践”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周礼的“礼尚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可谓不谋而合，倘若没有二者精神理路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便是不可设想的。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的创造性会通，《矛盾论》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的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气质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熔铸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邓小平对“小康社会”、江泽民、胡锦涛对“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传统理念都作了创造性的诠释，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把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了创造性会通，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同时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 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具体化、民族化开辟了道路，并且获得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展现了广阔和美好的未来。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要标志是从写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6年大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中国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的旗帜下融合了许多西方的元素。诸如“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 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元素的借鉴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正目前在利用网络与民众对话，利用各种宗教和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包括日本人的管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来增强自己的各方面本领。在民主政治方面，我们正在克服等级制度、权力本位，逐渐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运行的方式。在科学技术和管理层面，需要很好地发觉传统文化的各种资源用于当下各个阶层人心的修养和陶冶，因为不解决每个人的身和心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只强调人心的和谐，不注重制度层面的建设同样得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无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儒学的现代化都是一个马、中、西综合创新的问题。

　　在价值领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际上是对人的权力欲和物欲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揭示，对资本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控诉。他这样谴责现代人的异化：“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人的肉体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存的手段。”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⑦在马克思眼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他要实现的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王国”⑧;在儒学看来，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人是天地之间最可尊贵的，人的自由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妇的五伦中尽到应尽的义务才谈得上。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正是对儒家思想权力为本的批判，但对人的地位的看法上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马克思的理想是建立在对广大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生活的同情，试图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使无产阶级彻底得到解放。儒学在对待民众的疾苦等使命上当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媲美，但是儒学强调要抑制本能欲望，“泛爱众，而亲仁”、以义驭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责任感，这些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有相通相容性。

　　三、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必须首先要建立在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先通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然后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真正成为自然、社会、自身三大领域的“主人”，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轨迹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是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实践与人的内在潜能即内向性实践不断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用异化理论来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异化现象，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和心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在处理这些关系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之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之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全部学说奠基于集物质与意识矛盾于一身的“现实的人”，把人的主体性和人格的建构看作是自己哲学的应有之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展开了深刻的人学意蕴。

　　儒学的生命活力正是在于它本身是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体系，他曾经千百年来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儒家人学思想的转型需要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批判指导，应该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来，进入到实践的层面，即把“读经”与对“活着”的传统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中西方人学思想的资源加以梳理，用时代精神加以关照，研究现实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在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和心理的社会系统的实践中展开人格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昭示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已经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中国人自身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关于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中有权力本位的异化问题，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上我们至今仍存在诸多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相背离的观念和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境界是无比崇高的，它是指导儒学人学思想观念现代转型的根本旨归，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需要中国传统资源作为中国人人格建构的民族根性的文化血脉和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壤。正是在这种关系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儒学的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从周代统治者就有的人的道德自觉意识、忧患意识，“知天道、尽人道”、“天道远，人道迩”，以及把“仁”规定为对社会的负责，是人之为人就应该有的社会特性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强调通过“己”的自觉、自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理念，虽然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需要，要求得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其目标的指向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原境界根本不同，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儒家所要求的个体的道德修养在每个个体而言，具体表现为一种自觉向上的实践超越过程，是中国人在家国天下做人实践中的一种独特的气象和境界。如“智仁勇”三达德可以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的民族性解说。儒学把“智仁勇”这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即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中国人的“智”是对自身道德良知的反省能力和自知能力;“仁”是最高的德性，是出于人性的道德命令;“仁”实际上还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共有的生命体，仁心不仅可以超越自我，走向他者;还可以超越我族，走向它族;超越地球，走向宇宙。“勇”是对家国天下应该担当之事的奋力而为的意志品质，它的前提是人，一个人真正从内心领悟了“仁”的真谛，在行为上自然就会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马克思没有对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作过内在心理结构或知情意的研究，他的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阐述是站在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展望上，儒学的“智仁勇”的人格修养学说是立基于中国宗法人伦社会对人的德性、知性和意志品质的建构。两者在社会意识形态和理想社会的目标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就个体的人格品质而言是相通相容的，应该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关照下进行融合创新。

　　马克思所阐发的人的自由是要摆脱社会关系中束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化，这是理想的社会目标的终极关怀。儒学的自由人格是对内心的忧烦、精神的迷失、物欲的迷惘、人心的狭隘、对生命本质的遗忘的警觉和对“心”的境界的提升。在对治现代人的价值困惑和精神迷失方面，儒学具有特殊的功效。儒家的孔颜乐处可以对治现代人的心理抑郁。儒家认为“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乐是建立在智慧和仁爱的基础上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一事当前，反省自己，只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虑?”(《论语•颜渊》)许多人的心理病痛或者因为没有目标，或者因为目标过高无法实现，即目标和能力不相协调，或者追求虚荣，过于自我中心。儒学告诉人们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社会理想，最高的真理，为了追求她“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学而》)这是一个人的信仰即精神支柱，有了它我们就不会为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成功而欢乐，也不会为人生旅程中的坎坷磨难而痛苦。孔子的乐，来自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自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怎样才能无忧?要有远虑，倘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如果人人都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作为自己的忧愁，那么，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忧愁呢?如果我们能做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人格会有多么地高尚!自己内心有自己的主见，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才能是否被人所了解和赏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里仁》);根本不在乎物质生活是否很富有，即使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自然就不会“贫而谄，富而骄”，而是“贫而乐，富而有礼。”孔子不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深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儒家的上述思想和智慧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血肉，而马克主义的人学思想则是儒学人学思想的终极价值目标，两者的融合是21世纪中国人人格建构的根本途径和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