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传入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它并没有水土不服，而是完美地和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融为一体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是巨大的，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佛教此语的深入研究既可以填补汉语史研究的空白，还能了解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 佛教传入;中国化;佛教词语;研究意义

　　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中，佛教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长期与儒、道二教鼎足而立，既互相比较、对立、竞争，又彼此吸收，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学、语言、美术、雕塑、音乐、建筑等文化形态，乃至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道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佛教自从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它已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不懂佛教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

　　古印度佛教文明，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发展、壮盛，关系至为密切，以至融合得天衣无缝。大量的佛教用语、梵语词语进入到汉语词汇中来，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共同创建了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下面主要谈一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会，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成自己的东西。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吸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把它当作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在大城市建立了少数寺庙供从西域或印度来的僧侣参拜使用，汉人很少关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学者就用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义，以迎合当时上层社会的需要。

　　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后，战争频仍，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力扶植佛教，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普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并且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出现了许多佛教学派。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此时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进入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更加强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佛教日益与儒道相融合，一些主要佛教教派的基本观点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佛教日渐衰微。

　　二、佛教的中国化

　　外来的文化要想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必须使自己的东西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长期漫长的发展过程。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体系，呈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气象和特质。秦汉之际，中国盛行神仙方术，所以佛教在汉代初传时，也被视为道术的一种，禅学被称为与方术相通。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为了传教的方便，往往用中国道术的方法来解释佛教的空观。他们还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译文，以免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相冲突。魏晋时期玄学兴起，此时系统传入的宣扬真空假有的般若学和阐发有无关系的玄学相调和。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惠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融会贯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的。南北朝时期著名佛学家竺道生，深受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为尧舜”思想的启迪来宣扬佛教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和“顿悟成佛”的学说。

　　隋唐时代一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是调和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如华严密宗相继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教的“四德”(常、乐、我、净)，乃至以“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调和儒家思想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佛教某些哲学思想已被理学(新儒学)所吸取，而显得黯然失色，失去存在价值。一些重要的佛教学者为了图求佛教的生存，更加注重调和中国传统思想，直接臣服在强大的儒家思想下面，抱残守缺。经过这一番转变，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比较理论化、系统化的高级阶段，佛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为儒教所吸收，彻底完成了外来哲学的民族化进程，将中国思想界带入到了理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完成了宗教神学体系。

　　佛教日益中国化的进程，也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取和改造的过程。佛教中国化大体上先是在早期对外调和儒道，继之是隋唐时代的对内融摄，并由繁转易，随后自宋代起，调和倾向愈来愈全面，愈来愈强烈，以致愈来愈失去印度佛教的本色，而几乎归属于儒家，成为儒化的佛教了。

　　三、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词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借词。通观整个汉语史，汉语与外族语言的接触，由于受文化交流的影响，形成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西汉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汉语从西域语言中借用了不少词语，如“葡萄”、“石榴”、“苜蓿”、“菠萝”、“狮子、“玻璃”等，第二次是由于佛教文化东渐，佛经的翻译，使汉语吸收了大量的梵语系统的外来词，如“佛、菩萨、罗汉、阎王、魔、僧、尼、和尚、塔”等。第三次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汉语从西方语言中借用了大量外来词，如：“沙发、扑克、咖喱、可可、雷达、坦克、尼龙、拷贝、啤酒”等。在这三次高峰中，又以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最大，高名凯等先生认为：“自从印度佛教寺院的建造，佛教教义的传布以及佛教艺术的摹仿，都使汉族文化更加发展。反映佛教思想、文化以及文物制度的印度古典语言(梵语)的词就成了外来词部分的重要来源之一。”[1]刘正琰等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古今汉语外来词一万余条,其中源自梵语系统的佛教音译词语就有1050条左右，约占全书十分之一，可见在整个汉语外来词系统中，梵语系统的外来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佛教词语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力先生就感叹：“佛教用语对汉语的影响是巨大的。”[3]佛教词语潜入到汉语词汇中，与其融为一体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一刀两断、一丝不挂、一霎那、入流、大千世界、口头禅、天花乱坠、对牛弹琴、自觉、庄严、妄想、导师、投机、现在、未来、境界、世界、相对、绝对等等。很多词汇我们都意想不到是从佛教用语中借来的，融合得简直是出神入化、了无痕迹，真可谓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如我国著名佛学家赵朴初先生所说的那样：“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摈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4]

　　有些汉语外来词披上了汉语汉字的外衣，使人乍看以为不是外来词，而以为是汉语固有词。例如：

　　“塔”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一个新词。汉文中原来没有“塔”字，它是魏晋以后专门造出来的。在此之前，人们翻译梵文stupa时，有的音译作窣堵波、私偷簸、佛图、浮图等，有的按意译作方坟、圆冢、灵庙等，而以佛图、浮图用得最多。“塔”字最初见于晋葛洪的《字苑》，这个名词的产生大约在魏晋时代。葛洪《字苑》及《切韵》对“塔”的解释是“塔”即佛堂、佛塔、庙也。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窣堵波”条：“《说文》元无此字，徐铉新加，云：西国浮图也。原夫塔字，此方字书乃是物声，本非西土之号。若依梵本，瘗佛骨所名曰塔婆。”[5]

　　世界。梵语谓路迦驮都(lokadhatu)。原意为日月照临的范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名为一小世界又泛指宇宙，如三千大世界和华藏世界。世含流迁意，指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含方位意，指十方的空间。《楞严经》卷四：“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后“世界”成为一个偏义复词，侧重于“界”的含义。现在常用时一般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6]

　　四、佛教词语研究的意义

　　佛教词语已经点点滴滴融化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去，对佛教词语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首先，对佛教词语的研究可以填补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空白。蒋绍愚先生指出：“迄今为止，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六朝以后汉语词汇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种情况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六朝以后汉语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在这个时期里，汉语词汇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不弄清楚这一段词汇的面貌和发展历史，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只能是半截子。所以，汉语历史词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这段空白填补起来。”[7]潘悟云先生也指出：“释家讲经传道，首先要考虑到如何使信徒都能听得懂，所以他们必然会大量地运用口语，而且进一步反映在佛子经论中。这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弥足珍贵。”[8]可见，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词汇史的研究必须关注外来词，那么要研究中古、近代汉语，也就必须要研究梵语系统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总之，佛教词语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佛教词语的研究非常必要。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依照今日训诂学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9]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佛教词语揭示了语词的文化内涵，为语言结合文化进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比如汤用彤先生利用相关材料，证明“和尚”的称号是以西域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其意义相当于梵文的“亲教师”，是西域流行的对于有学问的僧人或者是出家人的师傅的称呼;另外他还利用佛教材料证明针灸不是源于印度。[10]

　　再次，佛教语词语源的探究对中国边疆史、少数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取长补短，逐步融合成为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民族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往往成为胜利者，这样很多少数民族就会被同化，直至消亡。“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1]这些被同化掉的少数民族的语言状况如何，我们便无从得知。佛教与梵语关系密切，以致不少人以为佛经都译自梵语，但实际上，很多词语往往并非直接来自梵语，而是以我国古代西域一带的语言为媒介的，如果我们考察《慧琳音义》，就会发现，除了梵语外，还有“胡语”、“蕃语”、“昆仑语”、“鲜卑语”等等名称。例如：

　　耨檀国 上农屋反，次但丹反。鲜卑语。人名也。(—00.1)

　　擿笴国 上张革反，下音哥。蕃语也。(—00.5)

　　阁蔑 眼鳖反。昆仑语也。古名邑心国，于诸昆仑国中，此国最大，亦敬信三宝也。(—00.3)[12]

　　可见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业已消失的少数民族语言弥足珍贵。

　　最后，佛教词语对我们研究六朝隋唐时期的民俗风情、佛教礼仪也有重要的价值。佛教俗语词是近几十年来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热点，由于佛教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平民，所以在早期佛经的汉译文中就包含了较多的口语词汇，对这些词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风土人情和祭祀习俗。例如：

　　胡跪 右膝著地也，竖左膝危坐，或云互跪也。(三六.13)

　　须臾 上相逾反，下喻朱反。西国时分名也。古译之化略也，正梵音曰谟护票[当作栗]多，即，《俱舍》中须臾也。(三.15)

　　浴抟 案西域国俗，澡浴初讫，碎以诸果或药，用苏为抟，将摩拭身，令其润滑，及去风等，故名浴抟。(四八.8)[12]

　　通过“浴抟”一词的解释，我们清楚地知道原来现代的保健浴竟然是始于古代西域的。

　　总而言之，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是巨大的，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佛教词语的深入研究既可以填补汉语史研究的空白，还能了解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名凯，刘正琰.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姚永铭.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3]王力. 汉语史稿[M].中华书局，1980。

　　[4]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J].文史知识，1986(10).

　　[5]释法云.翻译名义集[M].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

　　[6]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7]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8]潘悟云.慧琳音义研究序[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

　　[10]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A].中华书局，1983。

　　[1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M].人民出版社，2008。

　　[12]释慧琳(唐).一切经音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