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艳情 中篇文言小说

　　摘 要：本文以“艳情类”明代中篇文言小说为研究对象，论述其所受唐传奇小说以来的士人梦幻意识和明代道教文化的影响，其价值判断基本处于道教思想体系的共同特征。

　　明代中期前后，将享乐理想奉为圭臬的艳情一类传奇作品异峰突起，占据中篇文言小说领域。它们以“天缘”、“奇遇”构思离奇故事，标举“雅妙”，实际走的却是《游仙窟》的艳遇路子。与之前钟情系列中多是针对《娇红记》及以下之文本进行调整而得出的相类新作的情况不同，艳情系列中更多的是借文本来表达作者的情爱观及思想。男主人公们阅尽人间美色，享尽世间荣华，并取得生命的永恒不灭，世俗社会、天上仙境中凡可想象的快乐，都毫不吝啬地给予了男主人公。该系列作品除受到唐传奇小说以来的士人梦幻意识的影响，还受到了明代道教的深刻影响，其价值判断基本处于道教思想体系。道教滋生的文化心理在引发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的困惑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生存与享受的欲望。“在中唐以来以三教合流为特征的文化变迁中，道教的后一种文化心理渐渐演变成一种有关伦理、道德、情操的人生哲学了”[1]。首先，在统治者的影响下明代几乎举朝奉道，帝王臣下皆习金丹、房中，淫逸纵欲，民间亦竞相仿效，造成“今人谓淫于色者为风”[2]的局面，因此在文言小说领域才会出现这一艳情系列;其次，明道教虽仍承袭传统内丹学，劝人断舍爱缘，看破功名富贵，但已表现出向儒学文化系统靠拢的倾向，强调忠孝等伦理的实践，以超脱姿态调和儒家入世和道教出世的关系，甚至以先全人道为仙道之基。随着内丹学的日趋通俗化，加上明代道士队伍庞大且多为俗道，甚至变成为满足民众世俗信仰而存在的从业人员，而很多名儒文士也学习内丹。这种现状导致道教内丹学的出世入世观也影响到小说创作，故这一艳情系列的作品大多在结局实现了在世的功成名就与出世的神仙遁化的统一。此外，明代的房中术的习惯思路是减弱男子的性劣势，把“性”提升为一种自我节制、可再现的行为，提出“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3]的养身得道理论，而“人之精液度于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岂不能资生自身”[4]也已成为男性的常识性认识。房中术教导男子用“多御女”来弥补自身在性活动方面的脆弱，与女性取得性较量的平衡。这一理论其实建立在只有不断更换女性性伴侣，男性才能避免为任何女人影响与控制，从而达到自己养身目的的假定之上。而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对文言艳情小说系列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可以归于此类的有《李生六一天缘》、《祁生天缘奇遇》、《寻芳雅集》、《传奇雅集》、《花神三妙传》等文本。

　　《李生六一天缘》情节有所缺失，其一，小孤神赠给李生6个锦囊，故事中却只出现了2个，原文“吾有锦囊六遗子，他日临难困逼，解脱无缘，次启一看”的“六”字可能系“二”字误刊;其二，行脚僧月圆对李生的请求，当是日后李生讨苗建功的伏笔，却未见提及;其三，文本对留无暇与李生的感情发展未著笔墨，也不甚合理，而且择配人名中还出现了前文从未提到的一名侍女“桃红”。加之，《绣谷春容》所收诸文本大都有删减情况，所以综合分析推测，不禁让人怀疑《绣谷春容》所收《李生六一天缘》也是一个删节本，其原作可能比现存的还要长一些。《李生六一天缘》应成书于《天缘奇遇》之后，是嘉靖末至万历初之间的作品。与《天缘奇遇》皆是下层落魄文人聊以自慰的作品，同属艳情一派，但各有侧重，《天缘奇遇》在俗世与仙境2个层面构建下层文人的理想世界，《李生六一天缘》欲在经商层面叙述故事。李春华“爽丰姿，美标格”、“胸襟洒脱，天资颖异”，定为才子品格;“父为商人，猝死淮上”，设置商家背景。在“奔丧远涉”途中因吟诗忆孤神嫁彭郎事而引来小孤神的召见，托生为其在人间白诬：是商人女与彭郎的一段渊源而非孤神。孤神对事情真相的回述阐明了“凡间男子艳遇仙女”多为杜撰误传的观点，清晰地描述由讹为实、由传说(口头)到小说(书面)的过程，可见作者已有初步的对小说生成过程的思考。在小孤神故事中，《天缘奇遇》的仙女“自荐枕席”母题转变为神仙托梦母题，并体现出商家的等价交换意识：仙有所托(托李生澄清世间小孤仙嫁彭郎的无稽之谈)，生欲知自己的人间祸福;生应所托，仙示其真实身份——上界玉案吏，并告知“当先富后贵，利早而名迟”，赠锦囊予以解忧和白扇预示未来。这个商家子弟在亲友“先君在，则功名为重，逐末为轻”、“尊君往矣，世业当承”的劝阻下，“束装往淮”，承父业经商，同时展开凡间艳游。与《天缘奇遇》一样，将游历作为叙事线索。该书比其他传奇小说更注重通变之道：因为讲求女子的从一而终，男子的信守诺言，《莺莺传》式的悲剧才得以避免;由于父母家长的知晓权变，又避免了《娇红记》之类悲剧的发生。在由私情到婚姻的过程中，青年男女因情而私，由私情而谋姻，体现出对自己婚姻爱情命运的掌握。由于知通变、尚谋划，使爱情、私情、婚姻得到统一，情与礼得到平衡，最终赢得“六一倡和”的完美结局。与此前的文本不同，身为商家子弟的李生，行为中常有类似等价交换意识的体现，文尾李生仙逝时更有“资财均分”的思考。但其所传达的信息并不指向商业文化，相反，其本末意识很强，始终认为商道终是下品，仕途经济才是真正所求，李生的人生历程也是先商后仕，表现出商人向正统文化的回归。同时表达了现实生活中商家虽富终难进入上层主流社会的悲哀，而作者的操作为商人们实现了内心渴求的而在现实中难以得到的完满人生。与祁生相比，李生的情欲经历要单纯干净得多，主要是与留家3表亲的爱情、私情及结姻过程，其他艳遇对象也都是为处子之身的官宦家清白女儿或她们的女婢。李生虽未像祁生在开篇时表现出“君子”之态，却不像祁生那样是个真正的纵欲淫浪者，更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要求。对道教文化的认同与《天缘奇遇》相同，即试图将儒教与道教的不同追求统一于一个文本中，让李生在入世与出世层面皆获得巨大成功，社会价值与个体生命价值一起得到实现。在叙事操作方面，《李生六一天缘》与《天缘奇遇》一样都能初见作者在细节描写、心里刻画方面的功力，且都出现了有预言性质的诗词。《祁生天缘奇遇》中小诗一首“终身可知”——“君是百花魁，相逢玉镜台;芳春随处合，夤夜几番灾。龙府生佳配，天朝赐妙才;功名还寿考，九九妾重来”;《李生六一天缘》则有白扇诗——“桂叶留君饮，金花许子攀。冯江宜避险，贾宿可防奸。北上()遭累，南征困捷还。见几陈表日，林下会金丹”预知终生。它们的形式虽还不够成熟，但已可见《红楼梦》预言诗词的雏形。

　　《花神三妙传》在《绣谷春容》、《一见赏心编》、《花阵绮言》、《风流十传》、《艳情逸史》等书有选录，但皆有所删节。《国色天香》与《万锦情林》版本的故事情节也略有不同：前书结局，白生与徽音、琼姐结婚，而与锦娘仍维持婚外关系，白生、徽音、琼姐死后与奇姐合葬;后者结局则多了白生婚后，锦娘自首谢过并欲撞死街前，终获赵母原谅而同归白生一节，于是最后五人合葬。该书主要描述白潢源与“三妙”(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的情爱姻缘，文本大部分描写白生与“三妙”的淫乱行为，而在文尾却极力宣扬节义贞烈，试图掩盖宣扬淫乐的部分。与白生发生性关系的先后次序是：先锦娘，次琼姐，末奇姐。锦娘是“附母寡居，兹将两纪”的寡妇，作者无需顾忌其贞洁，因而被安排最先触犯礼法(虽丧名节却无伤大雅);“李少府长女”琼姐、“中督府参军次女”奇姐皆为官宦之女，作者对2女不仅做了不为首犯的安排，且均是有过一番力辞、同床一夜或情话或和诗的高雅之举，佳人经历了突破自我心理防线的痛苦后，在私下的成亲简礼“合卺”之际，才与白生发生性关系。此外，3女之中唯有锦娘不能赋诗，而以奇姐的才情为最(当然后来作者为了让锦娘更接近他的佳人标准也安排其作过几首五言诗词)，3女的家世也是锦娘、琼姐、奇姐节节递显。就私下结婚的场景而言，琼姐与奇姐又有些许不同，琼姐是在“锦自称‘主婚大姊’，奇姐自号‘年少冰人’”的情况下成婚的，奇姐的“合卺”则安排在姐妹3人“当天诅盟”，上告月府之神缔为姊妹及与生同盟告词4人皆结发交之后，显得更为庄重正式。虽然琼、奇2女皆有“取红验之”的情节，但以常规方式议婚成功而先娶琼姐，与奇姐用“红娘”(锦娘)的通变之法，揣度家长心理设妙计才得到婚约，结果却仍是未婚先死的悲剧结局的设置，仿佛与琼姐的行为一向较为端庄而奇姐行为较为轻浮，导致作者不同的道德评价有关。文本表现出与《天缘奇遇》一样的双重评判标准：一面认同甚至是津津乐道于男性(才子)的浪荡淫乱行为，也附加给男主角一些儒士的经历和品行;一面在为配合浪子的风流行径描写了大量的女子(佳人)放纵行为之余，更侧重在正统儒家价值层面定位这些佳人，将美貌、家世、诗气、贞洁作为评判佳人的标准。其价值取向在“况亭水阁风流”一节显现鲜明的转换。前半部分，重心在描写四人结成伴侣(不一定以婚姻作为终极追求，而重在情感及肉体关系的缔结)的过程，不乏“四人连床”的淫乱之笔，但与《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在情欲观上有所不同。虽在对淫乱行为的津津乐道上与其他艳情系列作品别无二致，但贞洁观念及“始乱终成”的思想却同于“钟情”系列作品，四人以“娇为申死，申为娇亡”为行为的样榜，誓言“终始不相弃，弃则受雷轰”。后半部分，是逐步将私情合理化的过程(即经过努力，实际上是作者的操作，使私情走到被家长和社会认可的地步)，极力渲染正统的儒家道德评判标准，力图将故事的主题复归到纯正的先儒时代。前半部分重在建构白生婚姻关系，后半部分则展现婚后各位女性的种种节孝操守情状，且追加了一位端庄、贤德、敦厚的正统理教教化下的元配曾徽音，而毫不介意“四妙”的人物设置与《花神三妙传》题目的相悖。总之，在整体上，作者认同的是《娇红记》、《钟情丽集》那样以“钟情”为核心的情爱观，强调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的情欲关系，但此文本的形式特征却使其只能归于“艳情”系列中。在人物刻画上，锦娘、琼姐、奇姐、徽音四女也各有其性格特征：锦娘为经历过婚姻者，年稍长，故考虑事情较周到，常常出谋划策;琼姐属于边缘式人物，亦端亦淫，在前半部分主要受情欲的控制，在后半部分主要为礼制所约束;奇姐的个性十分独特，性情张扬，敢爱敢恨，貌、才、情、烈的程度皆高于其他3女;徽音则是个带着迂腐气的道学佳人，最具温柔敦厚的淑女气质。在叙事操作上，才子与佳人的相遇前提被省略，直接进入一见钟情，而后展开幽期密约情节，家长形同虚设，女子的男性家长已丧或出仕他地，从而为私情的发生及淫乱情节的展开提供宽松的环境。不仅如此，才子的十年寒窗苦读亦被忽略，只是简单提及几次赴试。文中也有《娇红记》、《钟情丽集》、《李生六一天缘》等书中佳人与丫头生间隙、丫鬟怀怨告密使得家长生疑的细节，但不同的是并非将其作为促进情感发展的手段，而是通过它十分牵强地造成了故事的陡然转折(由此分为前后宣淫与宣道的两个部分)。推进故事圆满结局的手段也不再是才子的高中榜首、皇恩赐婚(甚至在最紧要的关头安排才子名落孙山)，而竟是儿女辈把握家长心态来分析轻重利弊，化解私情与家长要求的矛盾，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其他此系列文本不同的是，才子在最后才“擢巍科，登高第，官至翰苑，为名士夫”，体现出作者先成家后立业，重情义而轻功名的价值判断。故事的结局也为在现世就取得儒士的最好终结——“子孙展墓，里许闻香，世人皆以为和气致祥云”。

　　《寻芳雅集》是难得的明确标明了故事发生背景时代的明代传奇小说，不过作者将故事设置在元末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舍元取明的政治立场。男主人公吴廷璋(号寻芳主人)，生于乱世，却有卓越识见，尝言“不几十年，必有真天子出。吾其俟之”。其猎艳的主要目标是与其父“握手论契，已非一朝”的王家的一双女儿娇鸾、娇凤，而在追求过程中则艳遇多多。先与春英(娇鸾婢)、巫云(王参府爱妾)、秋蟾(娇凤婢)发生关系，再与“寡服未释”的娇鸾、“聘伐未谐”的娇凤私通，此后只与巫云的一个丫鬟建立了新的两性关系，而皆是描绘吴生与众女淫乱的场面。娇鸾为众女之最淫荡者，对其“寡服未释”身份的设置，可见作者对于女性守节不屑一顾，同时也展现了“久疏旧欲”的寡妇们性饥渴的客观现实。而插入的对娇鸾“枕席中所讲会者，千态万状，虽巫云辈，远败其下风”的议论，也是明末风流人士在勾搭寡妇时流行的评论。故事的曲折来自王父死、遇小人、遭官司的风云突变，回到既定轨道的方法是先携娇凤私奔，而后中举明冤，结果小人自缢而死，吴生掌握王家权力，接着巫云神魂明示未来，“闻者无不为异”，“呼为‘三奇’、‘二绝’”。后吴生“弃官营修，寡欲养气”，“避于凤凰山，不求闻达”，过了一段享受“耕食凿饮，别是人间”的归隐生活，及至“大明兵取杭嘉湖等路”才“急出报效”。与这一系列其他作品相比，本篇有4个较为另类的价值取向：其一，同是张扬婚前性行为，对新寡之妇的纵欲行为犹为肯定，显示出一种与礼教反其道而行之的女性关怀;其二，文中的主要冲突来自青年男女的行为与社会要求的矛盾，而非来自与家长要求的矛盾，变相认同了私奔行为;其三，在爱情故事文本中隐含政治态度，显示出颇类史学家的通透;其四，虽肯定纵欲行为，但最后有仙化之态，且基本归结到有所作为而后出世的儒士人生观层面。

　　《传奇雅集》独见于《万锦情林》卷6下层，文长近20000言，依序附有题为“幸生洛阳访亲”、“云姐私访问疾”、“生玉纸牌角胜”、“幸生内庭乍遇”、“紫英对镜画眉”、“娥珠属垣窃听”、“幸生馘寇获姝”、“燕容酒酣起舞”、“幸侯鞋杯流饮”插图9幅，可视为故事的主要情节。文中穿插诗词24首，且多为抄袭前人的作品。细查其的故事内容，可发现它居然是一部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大杂烩。据此，一些学者推测“聚集出版、编辑、创作、批评于一身”的余象斗，即《万锦情林》的编刊者，可能就是该书的作者。故事4/5的情节基本上以“艳情”系列《天缘奇遇》等书的情节发展为主干，架构也还完整，但具体内容为割裂群书组合而成，因此研究的价值不大。唯一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在文本的结尾，以想象百余年后的一段艳情故事和人们“犹疑幸生在人间”的猜测作为幸时逢得道成仙的佐证，而不直接言明，让读者自己揣摩想象，手法新颖独特，为其他传奇小说所未见。此外，一些人物姓名具有暗喻性，如幸时逢、须尔聘、和雪容、和雪华(雪融化)等，而每组艳遇佳人的姓都是能够表现生“临幸”她们所用方式的一个动词，如须(需)、和、经、宣(渲)、贲(奔)、禄(路)、元(圆)、全、顾，虽然手法还很粗糙，但像这般有意识的进行姓名构思，在传奇小说中还是少见的。

　　随便要提及的还有2部传奇——《古杭红梅记》、《辽阳海神传》。它们分别叙述文人和商人受到神女眷顾的故事，皆为凡间男子艳遇神女、妖姬故事类型的典型文本，展现的是文人或商人最渴望得到的经历，与唐传奇的《柳毅传》属同一系类。前者津津乐道匪夷所思的文人艳遇，后者体现商人们在多劫不稳的生活境况下对“天降好运”的渴求。2书的文笔都十分雅洁，言情事而不言细节，风格与中篇系列中的《钟情丽集》、《龙会兰池录》、《双卿笔记》等书相近，因其讲的是男子与神妖的艳遇故事，故列于此。《古杭红梅记》讲述官家子弟、书生王鹗与“上界谪降仙子”笑桃的一段姻缘。在书中仙女兼任数职，为才情颇高的佳人、带其遨游仙境享受极乐的仙人、贤明聪慧的妻子、助其大魁天下的“神笔”、无私贤能的母亲、永为奉祀的天神的综合体，她给予了王鹗性的愉悦、到达天界享乐的自由、妻贤子孝的有序儒家传统家庭、轻而易举高中花魁的成就感、光宗耀祖的地位、神秘奇异的经历体验、儿女双全的子嗣、甚至在最后选择离开以成就王生完全正常的人类家庭生活，文本基本处在儒家价值评判体系中。《辽阳海神传》，明代蔡羽撰，先后被收入《古今说海》、《艳异编》、《情史》、《香艳丛书》等书，内容大同小异。蔡羽，字九逵，自号林屋山人、左虚子，曾由国子监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故或称蔡孔目，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年不详，卒于嘉靖20年。《明史》卷287有传，谓其“自负甚高”。著有《太薮外史》、《易大赞》等书，《辽阳海神传》乃单篇流传作品，未收入其诗文集中。《二刻拍案惊奇》卷37《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即是据此改编而成。该书反映了明代中期商业活动的情形，既满足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又迎合了男性艳遇仙女的愿望，并体现出一种新型的金钱至上的商人价值观。徽商程宰因为经商不利，而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于是滞留他乡不敢回家，“殆不聊生”之时，海神突然从天而降，言“子有夙缘，故来相就”。作者对海神的期望值并不高——“可致郎身体康胜，资用稍足。倘有患难，亦可周旋”，但实际上海神为程氏带来的远不止于此。首先，奉上处子之身，使其“神思精明，肌体润腻，倍加于前”;其次，让其“心中所慕，即举目便是，极其神速”，但又信奉“君子好财，取之有道”的商家经营原则，认为“非分之物不足为福，适取祸耳”;随后，透露天机，让其通过多次投机经营，四五年间“展转数万，殆过昔年所丧十倍”;接着，为程解答“平生所疑”，用近似佛家禅理的语言传达出高妙的哲人智慧;最后，因程“念及乡井”，海神便言“数当永诀”，尘缘已尽，将“候子于蓬莱三岛，以续前盟”，程才回到正常的人伦生活圈中，而在分别后海神仍助其度过3大难。文末作者交代嘉靖15年(1536)曾与程宰相遇，亲询始末，“其言历历，具有原委”，与《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等书一样反映了作者在叙事上仍未摆脱早期小说受史书影响强调纪实性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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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97.213

　　[4]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