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在“礼坏乐崩”时代并以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为己任的孔子，重视诗的功用价值，以“达政”为说诗的意义基点和出发点。具体的实现途径就是以“兴”为思维方式，以道德伦理、礼义为价值归向，通过“兴”将未必尽符儒家心意的诗阐释为理想化的经典，从而实现对诗的价值诉求。
关键词：“达政”；“诗可以兴”；“周礼”
先秦诸子多次表述过与《诗》相关的言论，如管子的“《诗》者，所以记物也”说，赵衰的“《诗》《书》义之府”说，赵孟的“《诗》以言志”说，卢蒲癸的“赋诗断章”说，师亥的“《诗》所以合意”说，庄子的“诗以道志”说等，但大多数并非有意识的专门论述。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明人赵士哲谓：“诗莫盛于《三百篇》，谈《诗》者莫精于孔孟。”[1]孔子说诗是以“达政”为思想立场以“诗可以兴”为思维方式的。
 
一、“达政”——孔子说诗的思想立场
孔子说诗的思想立场是指孔子说诗的意义基点和出发点。《诗》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其中记录并歌颂了周代政治的历史、制度与理想。在礼未崩，乐未坏的周代，它为宫廷祭祀、教化、群臣朝见宴饮以及其它礼仪活动所必不可少。生活在“礼崩乐坏”时代并以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为己任的孔子，则必然重视《诗》并强调它的功用价值。
强调文学的功利主义观念，在阶级社会可谓是一个带规律性的问题。依普列汉诺夫的判断，实用功利主义是一切民族艺术认识的滥觞。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此都有所论述。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孔子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诗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关系问题。他十分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孔子说诗完全是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的：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何晏《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者所以成性。”这里将诗歌教学和礼乐教学联成一体，从学习《诗经》开始，因为《诗经》既是知识的汇集，是政治伦理的凝结，也是感发人的道德心的教材。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
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刘宝楠正义云：“二南皆言夫妇之道，为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诸己，而后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汉书·匡衡传》：‘谓室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即其义也。对或伯鱼授室，故夫子特举二南以训与？”修身，孔子认为是为人行世的根本。“二南”是言男女情爱的诗，而在儒家看来，它是言“夫妇之道”的，是“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孔子让伯鱼学“二南”，正是以伦理、道德的修养为出发点的。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
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说，直接受事父、事君目的的统摄，体现出孔子重视的是诗的伦理、政治价值。显然，四“可以”不是从创作，而是从接受方面而言的。“兴”，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集注》说是“感发意志”。两者互为补充，说明“兴”既具有启发联想的作用，又具有修身养性的政治功用。其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以达到礼义教化和人格的完成。“观”，《集解》引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集注》“考见得失”，都指诗歌对于社会政治的认识作用。从春秋外交赋诗实践来看，“观”也包括对赋诗者志向、心性的观察。但“观”不只限于对他者的观照，而是要从观照中进行反省，从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群”，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君子周而不比”（《为政》），就是把“群”作为一种君子美德，通过对“群”的提倡，来感发人们的内在社会情感，从而和谐人的社会关系。“怨”，钱穆先生解释：“故学诗，通可以群，穷可以怨······学于诗者可以怨，虽怨不失性情之正。”[2]指诗歌可以抒写不满，泄导人情，从而更有利于人格的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协调。可见，其目的仍在于完善和培养人的道德情感。显然，“兴观群怨”说强调诗之用，其道德自觉与政治功用的意图十分明确，所以最终能通过学《诗》去事父事君。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
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达政，而达政不能与进德修身相分离。“达政”说表明了孔子诗学批评鲜明的功利主义立场。
生活在“礼坏乐崩”时代的孔子，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现实忧患意识，其诗说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此倾向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孔子的功利主义说诗立场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二、“诗可以兴”——孔子说诗的思维方式
据现在能够见到的文献，“兴”是在春秋赋诗等用诗实践中和诗发生关联的[3]。春秋时期的赋诗活动，就是对诗的接受活动。赋诗者与听诗者都是从对诗的接受角度来赋诗与听诗的。整个赋诗活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主要凭借“兴”这一思维方法。而春秋赋诗者对诗“接受的性质多是为适应某些政治、外交活动的需要”。[4]赋诗者以“断章取义”的方法赋诗“作政治的暗示”，听诗者从赋诗人所赋的诗中受到感悟，根据当前的环境，兴发出适合对方政治暗示而又维护本国利益的意志，并依此赋诗答复对方。例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鲁大夫季武子聘晋，感谢晋出兵助鲁抗齐的一次赋诗活动：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
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
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
晋当时是诸侯中的大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晏平仲对叔向语，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范宣子之所以赋《黍苗》，是因为宣子从《黍苗》诗中得到感发。《左传》注家杜预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提示：“《黍苗》，《诗小雅》。美召伯劳来者侯如阴雨之长禾苗也。喻晋君忧劳鲁国犹召伯。”显然，范宣子赋此诗意在暗示晋的大国盟主地位。“季武子兴”，“兴”表层含义如杨伯峻所言：“兴，从坐中起。”为再拜稽首作准备，使用的是“兴”这个词“起也”的涵义。但季武子之所以站起来（兴），是由于他从范宣子“赋《黍苗》”这一行为中领会到宣子的暗示所在。这是“季武子兴”的深层涵义。在这一层次上，“兴”已超越了动作本身，而成为一种很有意味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后被孔子整合为诗学观念：“诗可以兴”。
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其实是将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中对于断章取义方法的运用和领悟，是对这具体社会实践活动抽象的概括。但是，孔子说“诗可以兴”不同于一般的启发作用，它具有非常确定、狭窄的含义。从孔子说诗实践中可以得知，其“兴”是以道德、伦理、礼义为价值归向的。通过“兴”，将内容丰富，主题各异，未必尽符儒家心意的诗阐释成了儒家理想化的经典。“兴”是孔子说诗的枢纽，没有“兴”这一思维方式，孔子也就不能实现对诗的价值诉求。
毛公继承了“兴”这一思维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注诗实践中。刘勰《文心雕龙》指出：“毛公述《诗》，独标兴体。”标兴是《毛诗》的特色。毛诗注明“兴也”的诗篇共116篇。其中《国风》73篇，《小雅》37篇，《大雅》4篇，《颂》2篇。可见，毛诗标“兴”以《国风》、二《雅》为主。对此现象，萧华荣先生指出：“《诗三百》，特别是《国风》及二《雅》的部分作品，吟咏寻常生活，男情女爱，其中的草木鱼虫更是司空见惯的微末之物，与政教风化了不相干，相隔天壤，于是比兴便成为连结二者的‘天梯’。”[5]由此可知，《毛诗》标“兴”最终是为了助成序说，实现政教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兴”是《诗》从诗到经发展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 赵士哲.石室谈诗[M].
[2] 钱穆.论语新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51
[3] 依彭林先生考定的意见，《周礼》作于西汉初期。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又，朱自清先生从毛、郑解说“兴”诗的注释实践出发，揭明了“六诗”、“六义”之“兴”初乃用《诗》之法的历史本相。详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 ， 第260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4]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3
[5]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