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全球核扩散的危险性加大

　　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威慑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一向被视为强国地位的象征。核武器的问世迄今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它在技术上早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秘密，因此，目前在非核国家中已有相当一些国家具备了研制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或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国家将会更趋增多，而美国这些年来滥用武力的行为也刺激了一些国家要加入核俱乐部的愿望，这些都导致核扩散的危险性的日益增大，而这显然又意味着现有核大国的核威慑能力的下降和由此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正式成为了核国家，但由于印巴都不是西方的敌国，南亚地区也无西方的重大战略利益，而印巴两国的相互对立又可使二者的核力量相互抵消，特别是印度的核力量还可以增强它与中国抗衡的实力，因而这两个南亚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对西方并无太大的不利影响。而一旦核武器掌握在与西方对立的国家手中，则显然意味着西方压制这些国家能力的下降，如果核武器落入恐怖组织手中，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伊朗和朝鲜这些年强硬地致力于发展核武器的行动才引起了西方强烈的反应。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朝鲜的核威胁主要是冲着美国的，对欧洲的影响还不算太大，而且朝鲜在经济上的困难处境也使美国和西方在促使它弃核方面手中有许多牌可打。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浓厚、又是世界主要产油大国的伊朗却由于地处中东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产地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交汇地，它一旦拥有了核武器则会对美欧同时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与经济上困窘不堪的朝鲜不同的是，这些年来伊朗所处的战略环境对它十分有利，它的老对手伊拉克已经败亡，美国的力量因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而受到了极大的牵制，国际市场油价的连年攀升给它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巴以争端的持续不断，等等，这些都增强了伊朗与西方继续周旋下去的砝码。而伊朗利用石油美元收入大大扩充了的军事力量和占有扼制中东石油外运第一通道的霍尔木滋海峡的地理位置，加之对伊拉克的什叶派反美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影响力，这些又都直接加强了伊朗与西方对抗时自身的实力地位。面对伊朗的发展核事业的强硬立场，美国由于已经初步掌握了反弹道导弹的技术，并且在伊朗邻国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有驻军，再加上必要时还可以借助美以特殊关系利用以色列的力量直接打击伊朗，因而可以对伊朗产生一定的威慑。而欧洲则缺少对伊朗的制约手段，因而除了配合美国外别无他法。而一旦伊朗与已多次向它发出战争威胁的美国或以色列发生严重军事对抗，必然要引发中东地区更大的动荡。由于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因而欧洲所蒙受的损失也将会比美国大得多。为了防止这一前景的出现，欧洲如果与美国联手向伊朗施压，则会增大伊朗做出妥协的可能性。

　　6、西方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吸引力下降

　　苏东剧变后，由于左翼力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下降，致使右翼势力在全球的影响力急剧扩大，其主要标志就是主张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泛滥，其结果是全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产生了新的贫困阶层。例如，由于大幅度为富人减税，同时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2005年收入最高的30万美国人的总收入几乎相当于社会底层的1.5亿美国人的总收入。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440倍，这样的贫富差距几乎是1980年的2倍。同年美国人的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社会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0.6%，增加的收入主要流进了收入排名前1%的人的口袋。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了约14%。而收入排在前10%的人的年人均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1990年代美国出现新经济繁荣以来，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增加，但他们的工资水平却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企业增加的利润几乎全都流入了股东和公司高管的腰包。2006年美国国内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000万美元，是普通劳动者的367倍。2007年美国国内对冲基金管理者的年平均收入约为6.5亿美元，是普通从业人员的两万倍。截至2006年度，美国的贫困人口有3650万人，没有加入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7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8%)，比上年增加了220万人，增幅为5%[⑤]。在日本，2006年企业的经常性利润达到54.3万日元，大约相当于2002年时的两倍，但另一方面再怎么勤奋工作也变不富裕的贫困阶层的人数却在增加，平均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工薪族在2000年有825万人，到2006年则升至1023万人。储蓄余额为0的家庭比例在2000年时是12.4%，到2006年升到22.9%，超过1100万户，另外非正规雇佣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在2007年创下新高，达到33.5%[⑥]。由于工作环境严酷，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受追求业绩风气蔓延影响，截至到2007年底，日本每年自杀人数已连续10年超过3万，2007年日本自杀者人数达33093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9%，仅次于历史上自杀人数最多的2004年[⑦]。作为西方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规模萎缩了，贫困阶层扩大了，并且穷人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流动的难度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公开主张排外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势力也有了明显的抬头，特别是在非法移民问题严重的欧洲。在东欧地区，经济社会转轨带来的痛苦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过去的社会主义时代产生了强烈的怀旧情绪，在德国东部地区左翼政党成了最受欢迎的政党[⑧]。在掀起了左翼旋风的日本，已故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写于上个世纪20年代、揭露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作品《蟹工船》火爆热销售[⑨]。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重灾区的拉丁美洲，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总统的领导下宣布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随后宣布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左派政党在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巴拉圭、智利等多个拉美国家先后上台执政，致使拉美地区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向左转的浪潮。作为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全球仍处于支配地位，但其声誉和影响力已明显走上了下坡路，这对于在对外关系中愈发强调文化和价值观的西方来说，这一变化的出现显然意味着它在社会现代化方面一向自居为正统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动摇，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已有的文化霸权和制度霸权将遭到削弱。

　　四、法德两国新任领导人的右翼色彩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当政的新保守主义势力相接近

　　在西方国家中，相对于美英的推崇竞争和自由市场经济，欧洲大陆国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因而这些国家的社会改良色彩一向比较浓厚。但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这些福利国家也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向右转的倾向，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德国前总统施罗德执政期间都曾表示要对本国过高的福利政策进行改革，但却都由于阻力较大而动作不大。在默克尔和萨科齐相继在德国和法国上台后，两人在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的名义下都以强硬手段开始推行经济社会改革，致使这两个国家在税收、雇佣和解雇制度、削减社会保险支出、改革国有企业等方面不断向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资本主义靠近，这些改革受到了两国企业界的普遍欢迎。萨科齐和默克尔推行的这些右翼色彩浓厚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年两国面临的诸多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经济增长乏力、高失业率、政府赤字严重、企业投资外流、外来移民增多等，因而使得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也与这两位领导人的个人身世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萨科齐来自外来移民家庭，而默克尔则来自前东德地区。也就是说们都不是来自于各自国家的主流社会，这样的身世背景也需要他们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以更加保守的姿态向主流社会表示出更多的忠诚。也正因为这样，萨科奇在移民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而默克尔在对外关系中则十分强调价值观。由于法德这两个欧盟核心国家明显右转，因而使得欧洲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当权的新保守主义势力进一步接近，这自然也就使得美欧双方执政的领导人在情感上更加亲近了，这不能不不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产生某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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