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先例

　　战国中期，各国之间出现了合纵连横的战争，时间长达五六十年，战国七国兼并日趋激烈，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如何结盟和与谁结盟成为战国时期重要的选择，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外交所依存的主要路线，成为影响列国命运和国际趋势的总战略。连横是以联合强国来对付其他国家的战略，而合纵是联合弱小国家来抗击强国的侵略。

　　面对战国时期兵戎不休的政治格局，各国都强调联盟来联合制敌。合纵连横是当时各国选择的政略手段，成为影响各国命运和国际趋势的总战略。纵横家以其高超的智略和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准确分析，为各国提出了或“连横”或“合纵”的结盟策略，成为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军事博弈的优秀范例。

　　秦国前期还是一个较弱的国家，后来通过商鞅变法才逐渐强盛起来。在商鞅变法之前中原地区一直是魏国称霸，在商鞅变法前后的数次战争中，秦国一直未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只是在马陵之战后，秦国才取得了对外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魏国在齐秦两国的两面夹攻下，实力被削弱了。而秦国要面对的还有日益强大起来的齐国。到公元前329年，秦国收复了全部的河西之地，随时可以向东扩张。秦的扩张引起了其他六国的恐慌，战国七雄开始了联合、结盟的外交活动，由于六国间的合纵形成了对秦国的力量平衡，此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和平局势。当齐国实力削弱后，秦国独强，对东方六国均构成威胁，形成一强对众弱的局势，战国后期就有识之士感叹“列国事秦犹抱薪救火”，形成合纵专指对秦，连横专指对六国的外交格局。东方六国合纵则有利于它们形成联盟，共同防御秦国的侵略，在合纵的情况下可能可以保全六国的土地。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称王，魏国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的运动，魏、赵、韩和中山五国国君会盟，各自承认对方的王号。这实际上是五国合纵，五国的力量要强于秦国，对秦国不利，秦国派张仪回魏国任相，劝魏背叛纵约。与秦连横，魏王不肯，秦发兵攻魏，魏联合韩国、进行抵抗，由于合纵国未给予有力的援助，秦军打破韩、魏的联军，后魏国被迫违纵约与秦连横。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发动合纵攻秦的战争。楚、赵、韩、魏、燕国联合攻打秦国，由于楚和燕国没有派兵参加，联军在修涣为秦军所败。

　　第一合纵抗秦失利了，齐国为了与秦国抗衡，便和楚国结成联盟。秦国为破坏齐国、楚国的联盟就派张仪入楚，许诺以六百里商於之地与楚，要楚与齐国绝交，与秦连横。楚怀王贪图小利，与齐国断绝联盟。当楚怀王派人入秦索要土地时，张仪谎称是六里地而不是六百里地，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由于秦军早有准备，加之失去了齐国的支援，楚军大败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岸)。

　　到秦昭王即位时，秦向楚建议两国和解，以与楚怀王会盟修好为借口，将楚怀王骗致秦国扣留，强行令楚国割地，楚怀王不从，秦国则扣留不放。秦国这一背信弃义的作法激起了关东六国的愤怒，第二年，楚怀王病死在秦国，秦国在六国中更是的声名狼藉，齐国发起第二次合纵抗秦，参加的有齐、魏、赵、韩和宋国，秦军战败，函谷关被攻破。秦国不得已割地求和。

　　这时的中原的形势是齐赵两国利用秦国忙于同韩、魏交战，各自扩大自己的势力。战国中期齐、秦同为东西两强，齐为关东六国的盟主。齐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秦国自称西帝，并派特使尊齐王为东帝，尊称齐王为东帝无非是想联合齐国以伐赵。齐国为了孤立秦国，主动放弃了帝号，由苏秦主持，联合了赵、燕、韩、魏等国发动了第三次合纵攻秦。结果秦国不敢出战，并将以前夺取的土地归还了魏国。这成为秦国又一次被合纵方打败。

　　齐国挫败秦国以后，便转攻宋国，经过两年的战争于公元前286年灭宋。由于齐国迅速的扩张，直接威胁到了三晋和楚的利益，而且齐宣王死后其子齐暋王是个昏君，自持国力雄厚，目空一切，引起了关东诸国的反感。公元284年，燕国发动连横攻齐，参加的有韩、赵、魏外，还有秦国。齐暋王匆忙调集法军与联军决战，齐军主将临阵脱逃，齐军战败。不久，严昭王死了，其子惠王即位，猜忌大将乐毅，改用大将骑劫为燕军统帅。骑劫围攻旷日持久，燕军锐气大减。加之骑劫滥施淫威，激起了齐国军民的强烈反抗，即墨守将田单设火牛阵夜袭燕军，杀骑劫并转入反攻，很快就收复了失地，但是由此齐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案例来看，合纵与连横都是各国政治、军事的考量，纵横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如何应用合纵的力量、连横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战国时期则是如何打败强国，或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或是运用合纵连横的力量取得城池。战国时期各国在运用连横还是合纵都是出于战争、政治的需要，不论合纵还是连横实质上都是一种利益集团的组合，在多极势力并存的局势下，想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借助盟友的力量。最后的胜利者往往是善于利用联盟战略的人，而反之就有可能被孤立、削弱。秦在与六国的斗争中，始终坚持分化、削弱、各个击破的联盟战略，达到了统一天下的战略目的。[⑦]在国际关系战略中，究竟采取何种策略，同谁结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最高目的，取得战争博弈的最大化为目的。

　　三、均衡理论与“三个世界”理论

　　西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说大多是建立在以西方强权的理念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强调权利，特别是武力是国家安全的最好的保障。其中重要的一个假设是国家的本质是侵略性，一国的安全的增进导致另一国的不安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以霸权国家的霸权思维，这种思维定式、理论范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合适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去追求权利，去发展侵略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基本立足于防御外国的侵略。还有许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它们的产生往往是西方国家的学者站在本民族的利益上看问题，并没有从第三世界的角度上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有着深厚的中华哲学底蕴的国家，有自己的哲学理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有自己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积中国几千年文化之精华，反映到国家间关系上，中国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处理好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多极世界理论的均衡理论是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所推崇的，均势是两个国家或是两个对手之间大致均等的的权利分布，其对立面是霸权或者支配。对于霸权国家可能不喜欢均势，均势对于霸权国家意味着支配和权利，而均势则意味着要与对手平均分配权利。冷战开始使西方人追求集体安全模式，与对手平均实力，追求均势。沃尔弗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对于均衡的偏好，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当前所指称的保守注意思想当中。这种保守注意思想的特点是，对人生持有一种悲观注意的观点，这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著作中有着经典的表述。这种悲观注意的观点支持了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利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利带来绝对的腐败”的预期。所有的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都应该受到反方向权利的制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免遭诱惑，同时也被制止滥用权利。”[⑧]均衡理论的建立按照沃尔弗斯的话来说，它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内在的多国体系的国家间的权利竞争所自动带来的。这种自动的调节的机制是类似于“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将会自动造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均衡。所有国家都对自己的相对权利地位十分看重，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权利分布方面的变化非常敏感。为了消除出现霸权的可能性，或者将之扼杀在起始阶段，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强国几乎是凭直觉地联合起来，以对抗其他任何有可能获得优势的强国。在这一“权利政治的游戏”当中，不允许平衡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一共同利益使它们联合起来。而这种制衡的过程所采用的主要工具是争取盟友和军备竞赛。[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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