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开会的地点确定后,王会悟又忙于寻找外地代表来沪的临时住所。她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到法租界蒲柏路有一所博文女校,7月中旬放暑假,有空闲的教室。“另外博文女校与选定的“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相距只一里多路。”[8]她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就以“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由,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商租了一幢带厢房的统楼。之后,买来芦席、蚊香等物,还想方设法安排了床铺。外地代表来沪后,除了年龄较大的何叔衡和董必武两位分别住在湖南会馆、湖北会馆之外,其余的人大都住在博文女校。[9]
三.“一大”召开期间担任警卫工作,使“一大”代表转危为安 中共 “一大”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诚家里举行。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八时,中共“一大”会议正式召开,不大的房间里,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周置了十多张木椅子,靠街口的窗前放了一张写字台。出席会议的十二位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三人由王会悟护送到会场。出席人员到齐后,王会悟便退出会议室,到楼下搬一张椅子,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
第一次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尼可尔斯基代表第三国际致了祝词。二十四日晚,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休会期间,由张国焘执笔,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晚,代表们讨论党纲和工作报告。大会开幕的前几天里都还顺利,一切都还按计划进行。七月三十日,会议继续进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第二次到会。就在这天,担任警卫的王会悟忽然发现,一个身穿兰袍黑褂的人,贼头贼脑地朝会场走来,边走还边怯生生的往两边探望。王会悟疾步上前盘问:“你找谁?”那人吱吱唔唔地说:“我,我找社联的王先生。”王会悟知道,离这不远是有一个社联,但主任不姓王。王会悟说:“这儿不是社联,没有王先生。”那人“哦!哦!”两声,迟疑着转身走了。王会悟越想越不对头,跑到厨房间问做饭的师傅认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师傅摇头说不认识。王会悟急忙走进里间,将马林的翻译杨明斋喊了出来,向他简单叙述了刚才遇到的情况。杨明斋即回屋里将情况报告了马林。马林听了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有情况,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迅速分散撤离!”说着,匆匆收拾起桌上文件,率先从后门离开了会场。于是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所有与会者都快速撤离会场,然后分散离开。“当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张国焘却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一个劲地埋怨王会悟大惊小怪。后来事实证明,王会悟的警觉是对的,而张国焘的态度是危险的。一旦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会后查证,那个神秘男子叫程子卿,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当时正受雇于法国巡捕房,在盯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行踪。代表们离去不久,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包围和搜查了这幢房子。所幸疏散及时,未受任何损失。与会代表们在嘉兴南湖再聚到一起开会提到这件事时,一个个都还心有余悸,长嘘了一口气说:“好危险啊!再晚一点,我们大家都进了班房了。”大家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王会悟,“真了不起!你立了大功啊!”听到这,王会悟会心地笑了。”[10]事后,马林也兴奋地赞扬说:“这个女子很有培养前途!”[11]
四、建议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安全地点(即浙江嘉兴南湖)进行 “一大”七月三十日晚上的会议遭巡捕突袭会场,虽然没有使“一大”受到什么损失,
但在上海是不可能继续开会了。去哪里续会,这又成了代表们伤脑筋的一件事。因为以后的会虽然内容不多,但很是重要,要通过党纲,研究今后工作,选举中央局。所以最后一天会议的会址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在上海找个旅馆。周佛海沉吟半刻,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星期,感觉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作向导,明天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但这个提议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厉,密探出没无常。另外西湖是个很有名而且很美的旅游景点,游人非常多,在那里开会也不合适。
大家一时想不出去哪里开会为好,愁云笼罩,沉寂无声。这时,坐在李达身边静听的王会悟,受刚才周佛海所提之法的启发,笑吟吟地开口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倒有一个主意,”略作停顿,环视一下大家,“离我们浙江桐乡不远,有个地方叫嘉兴,是个开会的好处所。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那里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用。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象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径嘉兴的游客。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而且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程。王会悟的意见立即得到了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李达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僚、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在那儿开会比较安全。”担任中共“一大”执行主席的张国焘接口道:“在船上开会,安全系数更高。会悟好心计,胜过须眉。”众代表异口同声:“那就去嘉兴南湖吧”。“一大”新会址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12]
五、担任南湖会议的安排及警卫工作,使得中共“一大”会议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的地址浙江嘉兴南湖确定好后,李达便让王会悟先去上
海北站了解一下去嘉兴的车次。当时,上海北站开往嘉兴方向的共有六班火车,上午7:35,9:00,10:00;下午14:50,15:50,19:15。[13]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早上7点35分,一列快车(那时的快车也只相当于现在的慢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中共“一大”代表表面上装作互不认识,各自坐在不同的地方。火车行驶了将近3个时辰,在上午10时25停靠在嘉兴车站。王会悟与李达下车后走在最前面,其余代表们则三三两两分开一些距离跟随其后。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未直奔南湖,而是领着代表们朝嘉兴的“南京路”即张家弄(后来经拓宽,改名为勤俭路)走去。张家弄里有个吸引人的地方叫作寄园,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寄园里有假山、楼阁,唱戏的、说书的、耍魔术杂技的,济济一堂,煞是热闹。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源于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王会悟安排代表们在旅馆暂且休息一下,并在这儿开了个房间,为的是怕当天会议万一不能结束,好有个过夜的地方。熟练麻利地忙完了住宿的手续后,王会悟又立即请旅馆的帐房先生们代订画舫(画舫是文人们对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称它为“丝网船”)。帐房说:“租大船需提前一天预定,现在没有大船了。”于是,王会悟只好花了4元5角钱租了一条中号的单夹弄船,单夹弄船是指船的中舱和后舱之间仅有一条通道,又花了3元钱定了一桌酒菜,并租了一副应急伪装用的麻将,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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