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字优越性的建构

　　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从而把苏格拉底、柏拉图最倚重的概念知识导入逻辑形式和规则中。从此以后，知识论哲学就深深地扎根于西方的语言和逻辑之中，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11]而在相当广义上来讲，在希腊人看来，语言居停于词的文字图像中，居停于字形之中，居停于字母之中，grammata中。[12]也就是说，语言在文字、语法中呈现，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与语言的联系就表现为与词语、文字的联系了，文字与世界的本原、理念、本质形成了对应关系，文字优越性的哲学起点由此建立。

　　在西方，文字优越性成为一种文化认同还和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督教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偶像崇拜与反偶像崇拜的论争，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再现上帝的方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正是这种论争的话题之一。《摩西十诫》的第二条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形成了基督教文化中敌视图像的重要起点。基督徒们禁止或至少批评图像的主要理由有：①人们把再现和所再现的对象混淆起来;②神不能再现为可见的形象，因为神是不可见的;③通过再现神，我们已经将他降低为我们自己的样子了。[13]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过程中不是没有借助过图像，但是在宗教文化历史中，“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社会与其圣典发展出一种深远的象征性关系，这些圣书并非上帝之言的象征，而是上帝之言本身。”[14]尤其是宗教改革之时，文字教育的普及使得教会已不再需要图像来传播《圣经》上的道理，新教教会撤掉了所有的图画及其它各种图像(彩色玻璃的窗户除外)，绘画离开宗教，宗教变得仅仅与词语相关。[15]神的图像化是对神的贬低甚至是亵渎，而文字则象征着上帝之言本身，图像和文字因为与上帝象征关系上的差别而有了优劣之分，文字的优越性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

　　3.“一图胜千言”的由来

　　展现图像优越性的经典表述“一图胜千言”的大概意思是说，一个复杂的故事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静态图像来讲述或者是一幅图像可能比大量的文字更有影响。据考证，“一图胜千言”的说法源于推销电车广告公司的车体广告。[16]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说服顾客的辞令而已。这种说法的流传很可能是照片和其他插图大量侵入由印刷文字构成的符号环境，从而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的结果，也是在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基于人们对图像认知无障碍的假设，广告商为了说服销售商做广告，推测图像比文字更容易引发消费者对商品的注意、认知和购买行为，从而推销自己广告产品的一种说辞。

　　4.图文优劣神话的哲学根源

　　无论是强调文字的优越性，还是强调“一图胜千言”，在“图文关系”有优劣之分的逻辑方向上，都是在强调一个外在于人的确定性，人类自身的能动性是被忽视的，其背后都是一种知识论的哲学观;而前文提到“图文关系”无优劣之分的逻辑方向上的学科观念和研究证据，对图文平等地位的强调则是学术研究转向人类自身的结果，反映了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图文关系”有无优劣之分逻辑方向的差别，实质上是知识论哲学观与人本主义哲学观的差别。

　　三、“图文关系”问题域的消解与重构

　　如果说上文只是追溯了一些图文关系观念的源头，分析了一些影响这些观念的社会性因素，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图文关系观念的复杂性。

　　1.图文关系观念的交织与反复

　　有研究者把图文关系历史变迁的总趋势描述为：图像与文字各自的符号价值，从被遮蔽逐渐走向被彰显;图与文的关系，从必然一致走向可能龃龉。[17] 这种描述符合理论发展的历史，但并不一定是观念自身的历史，并且有把观念史看作线性进化的假设在其中，也没能展示图文的符号价值被遮蔽与被彰显的历史语境，又在什么层面上是一致与走向可能龃龉的，走向龃龉之后是否有可比性，结果如何等等。

　　学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低垂的眼睛：20世纪法国思想中对视觉的诋毁》(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一书中对有关视觉的各种争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展示了针对视觉的正反感情并存的复杂性。“《低垂的眼睛》最有益的部分(并且还有很多有益之处)就是提供了清晰、可靠的那些争论，不是作为敌视视觉的表达，而是作为有关视觉的复杂的批评的交战。在杰伊的最佳状态下，他阐明了在视觉理论中正反感情并存的时刻，这被苏珊·贝克-穆斯(Susan Buck-Morss)称作‘看的辩证法’。” [18]有关视觉的观念不是线性进化的，而是正反感情并存并且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

　　在笔者看来，图文关系观念历史的内在逻辑方向都没有跳出图文关系有无优劣之分的问题域，对内在逻辑的归结能摆脱线性进化历史观造成的简单化取向，也能摆脱纠缠于争论的细节而无法宏观概括的困境。

　　2.图文关系问题域的消解与重构

　　如果我们再反思这种逻辑概括会发现它依然限制在学科视野范围内，当我们放下图文关系这个问题，把注意力回归到人类传播的实践就会发现，图像和语言、词语、文字研究的分离是现代大学制度学科划分的结果，图文关系也只是学科划分下的理论世界中才存在的。在传播的实践中，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图像和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对世界的再现。[19]

　　应该说这种观念的变化及获得认同与媒介环境中多媒体及媒介融合要素的不断出现存在着某种对应，也是图文关系无优劣之分逻辑方向的具体表现，图像和文本不是在比较中获得价值，而是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图像和文本的边界也不再如理论世界划分的那样清晰对立，更多的是在相互指涉中实践着对世界的再现。

　　“图文关系”的问题域消解在从学科划分基础上的逻辑推论向传播实践的回归当中，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一方面，我们应该在学科划分的基础上努力重构图像相对独立的价值，还原被文字文化忽略的图像传播历史，建立与图像对应的研究方法，在社会与个人建构的互动空间中考察图像传播的机制——比如依循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思路，研究媒介对社会、个人认知的影响，依循视觉心理学的研究路径研究人类视觉认知的机制，研究传播者如何使用视觉媒介等等;另一方面，面对媒介融合的传播实践，图文媒介如何互动，进而如何界定媒介，在何种媒介观下建构媒介史及研究媒介运行机制，媒介的变化如何影响媒介研究的问题域等问题都成为我们新的思考空间。

　　[1] 王海龙 著，《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2] 陈力丹、王亦高，《论图文关系的历史变迁——以柏拉图式的图文观为先导》，[J]，北京：《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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