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个月后，再有一男子投诉该公司销售的粽子中有一根四厘米长的针头，“差一点咬了下去”，幸亏及时发现。该投诉者要求到医院检查，并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人感到发冷”，要求再化验针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差点咬了下去就是说没有咬下去，不可能刺破口腔粘膜，退一步讲，即使咬了下去，也不可能马上就会发冷，更何况粽子是经过120度高温高压煮出来的。最大的疑点还在于，这根四厘米长的针头从何而来?谁敢保证，针头不是“移植”进去的。尽管疑点重重，但媒体仍旧以“放心早餐吃出针头，买主店家都在发愁”为标题当晚予以播发，并连续作了多次追踪报道，但到最后仍没有调查清楚任何一个疑点。对此，在采访之外，笔者与企业、工商、质检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得知该投诉者联络其他两人，花几天时间去了所有可以投诉的部门，可谓不遗余力，并最后提出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6800元的要求。企业怀疑，这连续几起投诉是同行蓄意制造的。遗憾的是，媒体带着一连串问号卷入了这场不正当竞争中，至少可以说，对经不起推敲的物证和子虚乌有的后果进行了明确的报道。

　　分析这种“有闻必录”频频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与新闻题材严重短缺的有关，更主要的是“有闻必录”的传统在作怪。中国新闻历史上的“有闻必录”，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对于别人(新闻源)的陈述，不需要调查核实就可以报道;二是报纸在记录别人(新闻源)的陈述时，则必须忠实于陈述人的陈述，不得妄言篡改;三是对于别人所说的内容的真伪报馆不负责任。因为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媒体便难免放开嘴巴，加油添醋，大说特说，甚至到了宁愿以采访对象的话为依据，也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更谈不上对事实的调查核实了。

　　作为美国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美国的“有闻必录”既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又有着自身的特点。由于它体现了客观报道的精神和要求，因而它的发展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与此同时，由于它只关注于对采访对象陈述的忠实，而不关注采访对象的陈述是否客观真实，不去关注新闻事实本身的客观真实性，显然削弱了新闻媒体对社会的责任，有时候甚至会被他人所利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麦卡锡事件”就是一起新闻媒体被政客严重利用的重要事件。到了越南战争的后期，美国新闻界终于开始对“有闻必录”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而随着调查性报道的确立，“有闻必录”原则终于被打破。因此，“有闻必录”最终遭到美国新闻界的清算，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有闻必录”的终结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不论是媒体蓄意制造假新闻也好，还是无意间伤害一方当事人也好，它都在拷问着新闻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新闻应该是真实的事实报导，不应该是道听途说的人为诽谤，更不应该是只要猎奇、不管真假。新闻报道要为它报道的对象负责，要为社会负责，要为观众负责。

　　笔者曾受理过一起投诉，由于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终于查清投诉者的犯罪行为，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1997年12月，一名叫李伟军的消费者投诉，在饭店吃饭时发现一瓶“虎跑”啤酒中有一只小老鼠。笔者采访时仔细观察了这瓶啤酒，没有发现瓶盖撬动的痕迹，便按程序对李伟军、店家进行了采访调查，准备第二天发稿。发稿前，笔者叫投诉者一起去技监局反映此事。技监局工作人员一见面，就对这名投诉者说“怎么又是你?”技监局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重视，经询问话中的含义，被告知此人一个月前来技监局投诉在“乐百氏”奶中发现苍蝇，后商家赔了他600元钱。笔者马上产生疑惑：世上哪有如此巧合，倒霉事都让他给碰上?其中肯定有鬼。笔者向领导建议后，暂时撤下了这篇报道。但啤酒生产厂商却赶到绍兴，悄悄给了这名投诉者李伟军1500元钱了事。半个月后，上海一啤酒生产企业派人赶到绍兴，并与笔者单位新闻部联系，告知有一名叫李伟军的消费者给他们公司打电话，说在啤酒中发现小老鼠，要求高额赔偿，希望媒体不要轻易采访报道。又是老鼠!又是他!这极可能是敲诈!笔者马上乔装与厂方人员一同前往，由厂方人员与李伟军“讨价还价”，对协商全过程作了记录。随后又与警方联系，得知此人曾多次投诉众多企业的质量问题，并将在2天后到本地一家酒厂提取作为赔偿的5箱5年陈黄酒。经过周密部署，警方在李伟军实施敲诈完毕后来个瓮中捉鳖。李伟军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待所有老鼠都是他撬开酒瓶口放进去的，然后再仔细封好。之后，法院以敲诈罪判处李伟军有期徒刑4年。

　　随后，本台对该事件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作了不同层次的多次报道，浙江电视台也在3•15特别节目中作了大篇幅的报道。

　　通过此事件说明，媒体不仅要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同样要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媒体应当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样，做到新闻面前人人平等。记者不是法官，但在采访报道时要像法官那样一丝不苟，用法律的眼光去审视每一起投诉，每一条线索，千万不要为了报道新闻就肆意妄言，而使自己成为被告，或者受到良心的谴责。

　　目前，《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只是对新闻记者的政治属性、行为操守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现有的法律，通过整合法律资源，结合新闻媒体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一套行业规则供从业人员参照，将更具操作性，也是记者行业走向专业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记者在采访时应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的本来面目，不歪曲事实，不断章取义，不轻易下结论;在采访时应给予当事各方平等的话语权;突破旧的报道风气，让事实说话等等。

　　众所周知，美国崇尚新闻自由，但美国新闻界也有非常完善的自律机制，一个新闻记者一入行，就会获得一本手册，手册里头就有明确的工作规则。ABC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手册就有数万字。这种高度的新闻自律措施应该也被我国的传媒界所借鉴。

　　200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责任作了更进一步、更明确的规定。媒体在发布各种新闻时，务必注重证据，用事实说话，用法律说话，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有闻必录!否则就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可能会使自已成为共同被告!

　　媒体要“慎独”，更须自律。各位同仁，请管住自己的“嘴”吧!

　　参考文献：1.《“有闻必录”在美国》 吴晓春　孙劲松 《当代传播》2006年第四期

　　2. 《从“艾滋女”事件看媒体权威性的建构》黄芳明 《东南传播》201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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