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古代选官制度来看，科举考试旨在测试考生能否滚瓜烂熟地诵记儒学经文[xii]，如同八股文的极端美文主义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官员修习的是艺术[xiii]，“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由于他们没有学习公文知识，只能“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xiv]，却又惧胥吏以此要挟，遂整治吏治，导致直接从事文案工作的吏地位低下。然而图书，尤其是儒学经文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又投国家正式官员所好，因此从事图书相关工作的人的地位也较高，古代的藏书家、整理图书的学者多为社会主流所尊崇。对我国当代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来说，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档案以及公文已为社会所重视，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可以看到对公文知识的要求，从人们对知情权的重视可以看到对公文、档案知识的渴求等。档案职业也为社会所认可，已经没有如古代那样制度化的限制，如今与图书馆职业一同列于国家职业分类体系之中。 四、“史书”出，“史料”亡 “史书”即史类图书，在这里特指历史上的二十四史等史书。“史料”在这里主要指档案。国人历来自诩重视历史，不过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国人所重视的只是上述成形的“史书”，并非原始“史料”，且有销毁“史料”的传统[xv]。在“史书”出，“史料”亡现象中，我们看到了档案与图书不同的生命期。对于档案而言，一方面由于档案只是某一朝的“临敏治世之具”(《公牍学史》)，对于下一朝的统治者来说，档案中的知识较为分散，不能直接用以资政，因此他们大多没有积极保护的意识(比如民初的“八千麻袋”事件)，而使档案遭受“亡”的命运;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某一朝内，档案也因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以及有关“拣除”制度(《唐律疏议·贼盗》)，而被销毁。再来看图书，却很少有被有意或制度化销毁的。对于图书与档案截然不同的生命期，可以有以下理解和启示：

　　1、由于档案中所记录的知识仍然是属于未进入科学知识系统化层次的前系统知识[xvi]，对公众有一定的素质要求，这就使档案的利用者较少，一般公众对其望而却步，档案职业只为特定用户群所了解。而图书本质上是系统知识的结晶。所以对一般公众而言，更为接受图书，对图书馆职业的评价相对较高。这也启示我们，可以将有限生命期的档案与图书嫁接，即将分散性的档案知识进行系统化，对档案信息进行内容上的整理。换言之，就是档案文献编纂。开展档案文献编研工作也是我国档案馆的职能之一，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认为其仅仅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或编史修志的历史惯性，其实，这正是延续档案生命期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有其理论基础。

　　2、古代统治者把档案看作是“剑”，档案馆是“鞘”，是一种特殊的武器库。因此档案大多隔绝于大众，统治者可以根据主观意愿任意销毁档案。而图书则更具社会化的特点，很难会被销毁。这就启示我们，档案必须有公开机制。只有档案具有公开机制，才能使公众较为全面、真实的了解历史，也能防止档案被任意丢弃、销毁。同时公开档案也有助于增加公众对档案职业的心理认同，提高档案职业声望。 四、结论 通过对“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理解、“艺文”与“政事”的对比以及“史书”出，“史料”亡的剖析，我们认清了图书与档案的异同及其历史演变，也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图书与档案工作以及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的异同，比较得出了对我国当代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关系的认识。

　　本文认为强调基于职业客体的比较，更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为类似于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的其他职业间的比较提供了一种思路。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基于职业客体的比较，主要侧重于职业客体的第一个层面，并没有进行资源意义上的分析，而后者在实践层面上颇为重要，这也构成了本文的不足。

　　[i] 参见潘锦棠主编.《劳动与职业社会学》.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 沈琴琴.《劳动力市场与职业选择》.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吴国存.《企业职业管理与雇员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ii] 潘锦棠主编.《劳动与职业社会学》.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 [iii] 程亚南主编.《图书馆工作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iv]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v] 徐建华.《现代图书馆管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vi] 同4 [vii]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viii] 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ix] 同8 [x] 戚功.“论社会转型中的‘边缘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xi] 参见王东升.“是学习中心还是被边缘化，学习型社会进程中图书馆的两种走势”.《图书馆》，2003(3). 吴红.“档案职业的走势”.《档案与建设》，2004(4). [xii] 马克思·韦伯.“儒士阶层”.《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2). [xiii]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xiv]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xv] 候旭东.“喜撰史书与弃置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05-10第003版. [xvi] 朱亚斌、曹腊梅.“从历史演变看档案与图书的异同”.《湖北档案》，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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