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职业客体的比较，是不同于通过职业分类、职业产生与变化以及职业分层比较两种职业的新方法。理解我国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的异同及关系，也可以使用基于职业客体——图书与档案比较的方法。本文中图书与档案的比较，有别于以往研究中概念层面和管理意义上的比较，是从三个有关图书与档案的现象入手，通过运用历史的、联系的方法来进行的。通过使用这种方法，本文比较分析了我国图书馆职业和档案职业的过去与现在，以期对将来的研究能有所贡献。

　　[关键词]职业 图书馆 档案 客体 一、引言 区分职业种类并在职业之间进行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三个种：第一是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来划分职业种类，从而进行职业间的比较;第二是根据职业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来研究职业的变化，从而对同一种职业或者不同职业进行历史上的比较;第三是从职业分层的角度来划分职业地位与职业声望，从而对职业进行评价及比较。上述的三种方法在一些著述中一般以“职业分类”、“职业的产生与变化”以及“职业分层”的形式出现[i]。从完整意义上职业比较的角度出发，这三种方法并不全面，相互间的关联性也较差。

　　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劳动者是职业主体，劳动对象就是职业客体。职业的客体往往决定了职业主体活动的形式，对其技能要求、职业道德产生着关键性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职业的产生与变化和职业的社会分层。因此，对比上述三种方法，从职业客体的角度来进行职业间的比较更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更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职业客体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含义：第一是“单数”，即关注职业客体的本身存在，主要从职业客体的性质、特点等入手进行理论上的观察;第二是“多数”，即关注职业客体形成的对象集合，主要从职业客体的资源方面入手进行实践性的分析。本文中的职业客体指第一个层面上的职业客体。

　　分析对比我国图书馆职业和档案职业也有必要采用比较职业客体的方法。原因有三：

　　1、图书与档案决定了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不同的社会分工。2、了解图书与档案的历史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从业者社会地位与声望的变化，对比较当代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有启示意义。图书与档案的这两种客体总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发生了性质、内容及形式上的较大变化，也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3、以往研究中认为决定职业声望有四个因素：职业社会功能、职业社会报酬、职业自然条件和职业要求[ii]。然而对我国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来说，两者的职业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1995)中，都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类的新闻出版与文化工作人员。两者的社会功能都在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提供辅助服务。两者的工作内容都是从事某一客体的收集、整理、编目、保管和利用等服务。与工作内容相对应的职业自然条件和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相似性。因此仅仅从上述四个评价因素来对比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显然是不够深入的，也有必要从职业客体的角度来进行职业声望的比较。

　　图书与档案的比较可谓“老生常谈”，属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入门知识，然而以往对两者的比较多是在概念层面和管理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两者的根本属性、整理原则和分类方法等。本文将尝试一种新的角度，试图从三个有关图书与档案的现象入手，通过运用历史的、联系的方法来进行图书与档案的比较，再逐层深入地对比分析我国图书馆职业和档案职业，以期能有新的收获。 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中的“册”和“典”，图书馆界认为它们属于图书[iii]，档案界则认为它们属于档案[iv]。在其他早期文字记载上，如周朝曾任“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史记·韩非列传》)就被图书馆界和档案界分别追认为图书工作者[v]和档案工作者[vi]。

　　从历史起源上看，图书与档案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存在着“共祖”的亲缘关系。图书与档案都具有相同的产生条件——文字的产生，都在使用相同的材料和制作方法——刻于甲骨，铭于青铜器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图书与档案同属于“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GB-3469-83)，都具备知识要素和载体要素，这是图书与档案最关键的共同点。 从这一共同点出发，就不难理解我国当代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存在的诸多共同点。如引言中所述，在社会功能上，两者都是提供一种有关知识的服务;在工作内容上，两者都包括对某一知识载体的收集、整理、编目、保管和利用等服务;两者的职业自然条件和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相似性。 图书与档案的这一共同点，对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研究和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深入到了职业的技能和有关理论之中。比如我国最早的档案教育为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内的档案管理专科。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对民国时期的档案分类影响很大。早期的档案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图书管理理论深刻影响[vii]。现代档案学中关于原生信息的组织理论也为图书馆管理手稿提供了理论支撑[viii]。 从这一共同点出发，可以认识到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关系变化的历史轨迹。在早期历史上，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同属一种“职业”，后来由于社会分工等因素，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渐行渐远，其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的出现，图书和档案这两种知识形态逐渐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源的一部分[ix]，图书和档案工作更表现出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的某些部分有再次融合的可能。 4、从这一共同点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当下我国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会同时存在“边缘化”的趋势。“边缘化”原为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已被运用到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各个领域，作为对社会系统局部性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中发生的某一类社会现象、效应及趋势的整体性描述与理论表达[x]。在当下我国图书馆职业与档案职业都存在着“边缘化”趋势[xi]。虽然这两种职业“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也不尽相同，但本文认为共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图书与档案载体的变化，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等，使得职业主体对客体产生了困惑。 三、“艺文”与“政事” 作为档案的源头——文书，乃“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说明文书虽然在行政上很首要的，然而却是文辞之下品，这一陈述也可以形容档案。相反，图书中“艺文”色彩要突出的多，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

　　1、具有文辞色彩的图书总是可以勾起人们阅读、利用的兴趣，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据实而作、原始记录形态的档案则较为枯燥，自然显得无趣。是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当然“艺文”与“政事”并非绝对矛盾的，为“政事”而作的公文虽然不能是华浮之作，但也不能走向过于据实的极端。在现代公文写作中，也允许使用消极修辞方法，及一些积极的修辞格。另外，公文写作也需要关注写作受体，考虑受文对象的各种接受心理，比如求实心理、求新心理等。如果与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联系，更能认识到在作为一种管理工具的公文也不能排斥带有些“艺文”的色彩。不过总的来说，图书馆职业的资源禀赋——图书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代表一种大众性的文化，而档案馆的资源禀赋——档案则代表一种小众性的文化。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图书馆职业和档案职业的职业声望。

 1/2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