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3] (P3165)到了明帝时期,由于明帝好文,大量著名文人被征入兰台,于是兰台成为著述和校书之所。《论衡·佚文》:“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帝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
[12](P866)由于受到君主器重,兰台令史地位有所提升。《后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轶》记载正月大傩之后赏赐公卿情况:“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
[3] (P3129)郎官(即三署郎)最低为三百石,最高为六百石,远高于兰台令史,但兰台令史所受赏钱与之相等;羽林郎比三百石,中黄门百石(后增为三百石)仅二人共三千,可见君主对兰台令史的重视了。
《汉官仪》:“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
[10] (P609)由于尚书令史和尚书郎名额有限,不可能满岁即迁,由兰台令史升为尚书郎并非易事。如上所说,东汉光武帝以孝廉郎补尚书郎。这无疑严重地影响到兰台令史升迁。在明、章时期,众多著名文人,初虽仅为兰台令史,但很快“超迁”为郎。《后汉书·班固传》:“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
[3](P1334)《后汉书·文苑列传·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3](P2613) 《北堂书钞》卷六十二引华峤《(后)汉书》:“贾逵,字景伯有赡才,能通今古。时有神爵集宫殿上,召见敕兰台给笔札,作《神爵颂》,除兰台令史。”
[13](P218)《论衡·别通》:“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
[12](P604)这些表明贾逵曾任兰台令史。《后汉书·贾逵传》:“(明)帝赦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3](P1235)此处当省略了为兰台令史一事,贾逵亦当先为兰台令史,后拜为郎。《后汉书·杨终传》:“显宗时,征旨兰台,拜校书郎。”
[3](P1597) 据上引《论衡·别通》记载,杨终亦普为兰台令史。可见,杨终亦先为兰台令史,后拜为郎。可见,东汉时期,兰台令史较易升迁为郎,故初入仕文人亦乐为之。
到了和帝之后,随着东观兴起,大量文人被征入东观修史,兰台著述与校书之用逐渐为东观所取代,于是兰台令史亦逐渐丧失其著述与校书之用,而回归掌书劾奏和监察威仪等职能。《续汉书·舆服志上》:“行祠天郊以法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再如,灵帝中平二年(185)杨赐终,及葬,灵帝“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
[3](P1785)这些兰台令史皆与著述与校书无关,只不过是侍御史的助手而已,故其地位亦回归到从前。
综上所述,由于职务之需,汉代兰台不仅是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的保存之处,也是秘书和图谶等的收藏之所。在汉代,兰台令史地位不高,秩仅为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三》所载“兰台令史”俸禄当为“兰台令”之误。在东汉明、章时期,兰台令史地位有所提升,初仕兰台令史的著名文人后皆获超迁。自和帝之后,随着兰台著述地位的下降,兰台令史地位又回归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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