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摘要】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受工农兵文学规范的文学，其小说创作以全国性政治运动的眼光，审察少数民族独有的政治斗争，描写本民族独特的政治生态；以全国性政治化生活的眼光，审察少数民族的社会情态，描写本民族独特的情感和风俗；以中华民族的眼光，审察少数民族的人物，描写本民族的精神风韵。所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是在“为工农兵”的大方向下，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小说，应该审察它们的思想感悟和人物形象，而我国文学史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存在偏差，对其小说的评述也不尽人意。
【关键词】少数民族小说；民族特色；文学史；工农兵文学；思想感悟；人物形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理，我国文学也是多民族的文学。正因如此，所以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作中，历来都是把我国各民族的作家作品一起评述的，只有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才专门评述除汉族之外的作家作品。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在文学面貌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在我国的当代即文革前17年的时限里，包括汉族文学在内的各民族文学，都是在工农兵文学的规范下生成的。明确地说，少数民族文学也属于工农兵文学，是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工农兵文学，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在工农兵文学的视域中来审察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学。
一、关于工农兵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基本上是为工农兵”【1】62，和“首先是为工农兵”【1】67的工农兵方向，与此同时，他还提出文艺作品在题材上要“表现工农兵群众”【1】59，情感上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52，此外还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52，运用工农兵群众喜爱的体式（他以“文学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1】67作为警示）。他的这一“讲话”催生的“工农兵文学”，既是一种文学思潮，一种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样式。就文学样式而言，完全符合题材、情感、语言、体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如同赵树理的小说，可称之为“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只是在题材和情感方面符合要求的，如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谓之“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
至于“少数民族文学”，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汉族文学而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由历代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2】，这无可争议。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究竟是怎样的？这里却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83年，有人就说：“既然少数民族文学和一切文学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就可以说，凡反映了某一民族生活的作品不管是（作者）出身于什么民族，使用何种文字，采用什么体裁，都应该是某民族的文学。”【3】而1986年，又有人说：“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归属的主要标志，是看作者的民族出身。换言之，无论使用的是什么文字，反映的是哪个民族的生活，凡属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应归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4】7。1999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也是持这一观点的，所以它把蒙古族作家李凖的那篇并非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没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不能走那条路》，认作少数民族文学【5】212-216。
前一种是“题材决定论”，后一种是“作者身份决定说”。有人反驳前一种说法，声言文学作品的题材，“完全不能决定文学的归属”【4】12，这话是说过头了。而无视作者的身份，也显得偏颇。对于一种事物，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审察。而文学史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显然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出现的。这一学术对象当然与政治有关。所以从政治（民族）着眼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如果不看作品的题材内容，或者说不是反映哪一少数民族的生活，而是反映汉族的生活，那还会有那一少数民族的特色吗？没有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会得到那一少数民族的认可吗？既然连那一少数民族都不认可，那还能算是那一少数民族文学吗？如果否认少数民族的题材限定，把少数民族作家反映汉族生活的作品，也认作少数民族文学，那么，就作品的面貌而言，还会有少数民族文学和非少数民族文学之分吗？再进一步说，缺少对文学面貌认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有学术的意义和价值吗？这和汉族文学研究有什么差别？笔者认为：所谓“少数民族文学”，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是其最重要的标志。当然，作者的少数民族身份也是缺少不了的。因为作为作品主体的作者，无疑对作品的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作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色是相辅相成的。少数民族（本民族）身份的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本民族）的生活最为熟悉，也最有条件写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所以笔者认为，作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作品的少数民族题材，两者兼备，才是学术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由此观点出发，笔者认为把蒙古族作家李凖那些反映汉族生活的作品，认作“少数民族文学”，是不科学的。而只认作者身份的学者在否定题材论时，质疑说：“回族作家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写了陈毅，满族作家寒风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写了邓小平、刘伯承等一大批我军高级将领。如果这些都不算少数民族文学，那就等于说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写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只能写韦拔群），不能写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题材了。”【4】12这样的推论不能成立。少数民族作家当然可以写“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写“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题材”，就这些作品而言，当然不是少数民族文学，而从作者的民族身份看，他当然还是少数民族作家。实际上，好些少数民族作家既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也写汉族生活或者不分民族而是表达中华民族情感的作品，他的身份既是少数民族作家，也是中国作家。我们可以反问：难道少数民族作家就只能当少数民族作家吗？
二、工农兵文学视域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小说创作
既然 工农兵文学已经成为文革前17年的一种文学规范，那么不管汉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这种规范都必须执行，否则就要受到批判。然而，少数民族文学还是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因而，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小说，到底是怎样既遵循工农兵文学创作规范，而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的？
首先要明确：工农兵文学的创作规范是什么？
工农兵文学是政治斗争文学，其内容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此政治性也就是工农兵阶级的阶级性，即一切作品都必须表现出工农兵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情感。而自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召开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之后，“工农兵文学就形成了一种‘工农兵方向’下的赵树理范式：即正面描写政治运动和对敌斗争的全过程，在正面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通过情节的发展体现党的政策思想，赞颂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的胜利。”【6】当时许许多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家都是这样做的，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也坚持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坚持了工农兵阶级的阶级性。但是，除开一些作品如满族作家寒风的长篇《东线》（1955）等，是完全照工农兵文学的“赵树理范式”描写之外，其他大部分作品或者说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都并不符合赵树理的写作模式，而采用了新的少数民族的表现角度。
（一）以全国性政治运动的眼光，审察少数民族独有的政治斗争，描写本民族独特的政治生态。
建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诸如剿匪、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反右倾、大跃进等许多政治运动。其他工农兵文学作品都是正面、直接地描写这些政治斗争的，如《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创业史》等等，而少数民族小说却不然。
彝族作家李乔《欢笑的金沙江》，其第一部《醒了的土地》（1956），是在剿匪斗争的形势下描写四川1953年凉山彝族人民的斗争生活的。但它并没有像《林海雪原》那样正面描写解放军和国民党土匪的斗争，而是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着笔，写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制造民族隔阂，以及窜入凉山彝族地区的胡宗南残匪伪江防大队阻挠，解放军无法进驻凉山，中共凉山分工委无法开展工作。工作队内部也有“进兵凉山”和“政策过江”两种不同的意见。后来彝族干部丁政委采用了“政策过江”的政策，消除了民族隔阂，粉碎了国民党残匪的阴谋，使彝汉人民携手团结，共同对敌，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其第二部《早来的春天》（1962），是在全国土改的背景下，写彝族的广大奴隶同奴隶主的斗争的。小说通过挖七、阿罗、洋芋嫫等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奴隶主的残忍，也表现了广大奴隶对民主改革的要求。作品充分描写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复杂斗争，表现了改革的胜利，迎来了春天。其第三部《呼啸的山风》（1965），描写的是奴隶主对民主改革的反抗---叛乱，作品写民族工作队员和解放了的奴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和叛乱的奴隶主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作品充分地展示了彝族地区剿匪和土改的特殊性。突出了与汉族地区本质相同而具体面貌不同的情状，展现了彝族的政治生态。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的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在致辞中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7】927这里分析和预示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汉族工农兵文学如杜鹏程的长篇《保卫延安》（1954），反映的正是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正面搏杀。而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在茫茫的草原上》（1956出版，1963年修订本改名为《茫茫的草原》），反映的也是这一时期即1946年的生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不是正面描写国共之间在内蒙古的斗争，而是从蒙古族的角度着笔，写蒙古族人民怎样找出路，即写察哈尔草原的一支骑兵中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壮大的历程，表现蒙古族人民的“民族热”和“为自己的蒙古民族去干”的精神风貌。
出版于1957年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的长篇《红路》，同样反映1947年即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斗争生活。然而本书却把国共斗争和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写不同的蒙古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生活道路。“以新来的教务主任、共产党员额尔顿为一方，努力改革扎兰屯工业学校的教育，加强政治课，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端正广大青年学生的政治方向，使学校成为共产党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的基地；以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校长巴达尔夫为一方，表面上拥护共产党的改革，暗地里却施展反革命伎俩，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4】286-287，从而突出了本民族的政治生活情态。
（二）以全国性政治化生活的眼光，审察少数民族的社会情态，描写本民族独特的情感和风俗
自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1】158的方针，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好些工农兵文学作品不再表现历史，不再描写政治运动，而把注意力放在审察和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上面。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此影响下，也出现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小说。汉族工农兵文学描写的生活是政治化的生活，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生活虽然也脱离不了政治的因素，但特别凸显出少数民族的社会情态。
白族作家杨苏的短篇小说《没有织完的统裙》（1959），写的是景颇族对统裙认识上新与旧的矛盾。景颇族的古训是“男人不会耍刀，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统裙，不能嫁人。”母亲正是以这一古训教育女儿，而女儿却要冲破传统的束缚。她想的不是织一条好统裙和找一个好情人，而是要加入共青团，认为这“比九千条统裙九万条统裙还宝贵”。她接受了公社的委派，去学管天管地关风雨的本领。作品表现了景颇族的风俗，和少数民族人民独特的情怀。
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短篇《锻炼》，写一个忠厚、幽默而又懒散、疲沓的维吾尔族农民麦提尼亚孜，在党的教导下克服了旧社会长期养成的恶习，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故事，展现了维族地区新旧社会的不同面貌，表现了维族人民的生活情状。
苗族作家伍略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创作的短篇《泉水之歌》，写100多年前，两族人民不畏艰辛，进山凿洞引水，共同创作了《芦笙曲》。但岩洞凿通后，两族人却因为争水而引起了仇杀，《芦笙曲》也被分割成上下两截。解放后，两族人民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终于让这支长期分裂了《芦笙曲》，得以在舞台上合璧。这里描写的也是少数民族的社会情态。
彝族作家普飞的短篇《门》，写彝家小屋“门”的变化。彝族习俗是“哪家没有门，就算不得彝族，就不许参加火把节”。同时，彝家人不许踩着门槛说话。可是在旧社会的火把节那天，地主老财崔四爷却踩着门槛吆喝，逼山嫂嫂的丈夫为他堵鱼塘。后来地主老财被打，他回家带来家丁开枪打死了山嫂嫂的丈夫，而山嫂嫂伺机杀死了崔四爷。解放后，山嫂嫂家换了新门，当解放军来到她家时，她一定要解放军踩她家的门槛，说否则不接受政府分给她的土地和粮食。这里既表现了彝族的风俗，也表现了彝族人民不屈和倔强的精神和情感。
（三）以中华民族的眼光，审察少数民族的人物，描写本民族的精神风韵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但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1】64，而且“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 ，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64，这里强调的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在上世纪50、60 年代，汉族工农兵文学已经塑造出了朱老忠（梁斌《红旗谱》）、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杨子荣（曲波《林海雪原》）、江姐（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梁三老汉（柳青《创业史》）等一批典型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影响下，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也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并且表现出刻画典型形象的意图。但是它们又有独特的做法，这就是以中华民族的眼光，来描写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突出本民族的精神风韵。
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的主人公青年牧人铁木尔，“在草原上各种势力处于拉锯状态的时候，他坚定地表示要和八路军交朋友，并以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实，反击了蒙奸汪丹的挑衅，坚持了真理。但是，铁木尔在尚未锻炼改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之前，很难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曾两次擅离队伍，只身与敌人作战。在反抗保安团长贡郭尔的斗争中，是坚决而无畏的，但对另一些利用民族感情作为伪装的反动牧主，他则容易丧失警惕而上当。”【5】204在他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寻求真理的执着，更有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情怀。
李乔的《欢笑的金沙》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写“挖七对奴隶主满腔仇恨，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以表示自己的反抗，一次又一次地被抓回，被毒刑拷打；但这都不能熄灭他心中反抗的怒火。民族工作队进驻凉山，结束了他辛酸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他勇敢地站了起来，成了凉山第一代觉醒的奴隶”。“他冒着寒风，赤脚步行一天到县里参加协商民主改革的大会；他和自己的女友金古阿略誓约，如不改革，宁愿跳崖”。【4】269这里表现的既有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也有彝族人民的倔强，还有彝族人民特有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彝族的精神风韵。
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的长篇《红路》，写青年学生敖斯尔“热爱和崇拜自己的民族，但同时也受到传统的民族偏见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的影响”，而“贫苦出身和幼年生活的磨练”，又“养成了他勇敢、正直和诚实爽朗的性格特点，这又使他容易接受革命的真理，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较快地站到革命力量一方，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之中。”【4】287
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它们刻画的人物形象，既有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品质，又有少数民族自己独有的精神风韵。
三、关于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思考
（一）应该如何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生成条件？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曾经这样阐述歌德的美学思想：“民族文学的建立是要和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时代联系起来的”，“民族文学要根植于本民族的过去文学传统和历史遗产”。【8】229这里指出的是民族文学的生成的两个条件：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
笔者曾有一篇论文谈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看，‘文学需要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学传统。”【9】建国前17年，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其原因，是因为受到政治的推动：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会上提出了不少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有益建议。1956年和1960年，在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和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为作协副主席的老舍先后做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和《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专题报告。此外，中国作协还举办了有少数民族学员参加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这些都表明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
但我们同样还要看到，文革前17年，同样是甚至可以说更是工农兵文学发展、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但“表现工农兵群众”【1】59，“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52等等，在我国文艺界更加深入人心，而且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中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1】133，同时，1953年9月，“以创作问题作为中心议题”【10】38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就“对新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作了重点讨论”，会议阐明了“新英雄人物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塑造正面英雄人物典型的必要”，并且还“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刻画、生活中矛盾冲突的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等三个问题，总结了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确了“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塑造好新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0】38。在50年代，我国文学创作界形成了描写英雄人物的热潮。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表现在50年代的作品中，少数民族小说中出现了好些英雄人物形象，如《欢笑的金沙江》中的丁政委、挖七，《茫茫的草原》中的铁木尔等等，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二）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
“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8】221，歌德的这句话，道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当然，这“特征”是多方面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而民族特色不但表现为“特殊的乡土人情的描写”【11】，而且，有人说：“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民族气质、少数民族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的表达，是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征的核心。”【4】15笔者赞同这些观点。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评论少数民族文学就只看民族特色？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评论界就是如此，比如对于壮族作家陆地，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是一味强调其作品的民族性，甚至为了突出其作品的民族特色，还把那些根本不是描写少数民族生活而是反映汉族生活的《乡间》，也说是“作家以一个壮族乡村的见闻为题材”。早在20年前，笔者就在一篇论文中，对此提出过不同的看法【12】。而此时笔者又想到了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说过的话：“‘题材性’的质量可能使它受欢迎，可能赋予它更大的具体性，但它决不能构成艺术品的要素。”【13】
那么作品的“要素“是什么呢？正如歌德所说：“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8】222实际上，不止是古人，西方从古而今一直都是如此。而德国的莱辛则认为“戏剧和一般文艺都要有理性和真实性。”【8】165。歌德说的“意蕴”和莱辛说的“理性”，指的都是思想感悟。在西方，甚至可以说是在世界上，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最重要的是看它所表达的独特的思想感悟。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司汤达的《红与黑》，以及卡夫卡的《变形记》，还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等，它们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主要的就是因为它们表达了独特的思想感悟：“人间喜剧”通过老葛朗台绝不让女儿去爱一个破了产的查理（《欧也妮·葛朗台》）、塞西儿在婚事中感兴趣的只是对方的财产（《邦斯舅舅》）这些人物和情节，表现出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散发着铜臭味”【14】275的感悟；《红与黑》通过于连“个人奋斗、孤芳自赏、远离人民，最终走上一条依附统治阶级的可耻道路”这一故事，表现出作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认识；《变形记》通过父母对儿子病后的冷漠，表达出作家对金钱社会里人的异化的感悟；而《玩偶之家》，则通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者的海尔茂“不允许妻子娜拉在家庭生活中有任何发言权，一切由他摆布和决定”【14】446这一生活情态，表现出作家对资产阶级不平等家庭关系的认识，以及需要“解放妇女，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14】443的思想……如同一位理论家所说：“社会主义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是巨大的。他们为完成这个责任，要靠党把他们看成人，看成思想独立的人。”【15】而思想独立，就要表达出个人独特的思想感悟，这是必须的，而且对于文学来说，是首要的。对于中国工农兵文学的要求，应该如此，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其小说的要求，也应该如此。
当然，对小说而言，塑造人物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和戏剧创作的重要任务；在现代派出现之后，人物形象特别是典型人物，依然是读者的重要期待，也依然是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评价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都应该如此。
四、对文学史著作中有关少数民族小说评述的异议
（一）关于视野
视野，对于评论家特别是文学史家来说，也就是把评述的对象置于何种范围加以审察的问题。这涉及到评论对象与别的事物的关系，即牵涉到与评述对象相关的领域。世界上的权威评论家，都是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评述某一作家和作品的。最典型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来不是只就某一民族、某一国家谈论文艺问题。同时也不只是从当前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从古今的历史角度审察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读他们的文艺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是在通读了东方和西方许多国家、民族的古今作品之后，发现文艺现象并进行评论的，比如恩格斯说“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16】98，是在读了英国萨克雷、莎士比亚，德国斐·拉萨尔，以及席勒等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作品，经过分析、比较之后提出的。他的典型理论，包括“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6】135，和“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16】130，是在通读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文学名著，以及审察“政治倾向”、“传声筒”等文学现象之后提出的。全球视野和历史视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视野。
以此，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对我国少数民族小说的评述。
在那本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中，专题论述了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在“概述”部分，还提及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蒙古族族作家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另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在其第二编“前进与曲折”的“长篇创作的高潮（下）”中，设有“少数民族生活的彩图”一栏，其中对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初稿》的评述是：“《欢笑的金沙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较早反映党的民族政策胜利的长篇小说。”【10】202-203“小说主要描写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开辟凉山彝民区工作，争取彝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斗争过程。”【10】203“通过工作队内部对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争论，将面临的复杂形势摆在读者的面前，生动地表现了这场战斗的复杂性。”【10】203；“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也是一部反映少数民族民族斗争生活有影响的长篇小说。”【10】206“小说描写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察哈尔草原的斗争生活，表现了这一时期内蒙人民所经历的一场严峻的考验。”【10】207应该说，对于这两部作品的具体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但，只是就少数民族文学评述少数民族文学，未能从全国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来审察这些少数民族的小说，未能在与其他文学尤其是工农兵文学的关系上来认识少数民族小说的成绩与不足。因此，没有充分看出我国少数民族小说特别是上述这些作品的独特性。
而《中国当代小说史》在评价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时却是不同。书中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描写土改运动的小说创作，已有优秀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它们都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全面反映急风暴雨般的土改运动的。《美丽的南方》借鉴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艺术构思和表现角度，避免了创作上的雷同化和公式化，这更是难能可贵的。”【17】176“小说不是正面地表现土改运动的全过程，而是围绕一个普通农民韦廷忠的精神觉醒，向纵深开拓，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土改运动的本质意义。”【17】176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中国文学的高度，以工农兵文学为参照系，对陆地小说进行评论的。同样，在评述陆地的这部作品时，吴重阳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也采用了这一视野。所以，他们对陆地这部长篇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科学的。
（二）关于视点
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在评述作品时，所碰到的问题，除视野之外，还有视点。一部作品，从大的方面看，包括内容和形式。而内容有包括主旨、题材、情节、人物等等；形式则包括语言、结构、体式等等方面。那么，评论者看它的哪一方面？这就是视点的问题。
作为一般论文，当然可以抓住其某一方面，即从内容或者形式的某一方面进行评述，不管这一方面是否作品最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作为文学史著作，却不能如此随意，它必须抓住其最本质、最重要的方面进行评述。
文学史著作对于作品思想和人物形象的审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最为看重的就是人物形象，把它视作作品成败的关键。对于思想感悟，我国的古代，虽然强调“文以载道”，但这“道”是统治者规定的思想意识，并不强调独特性。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思潮的涌入和冲击，我国的好些作家也开始注意了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在作品中对国民性弱点的发现。而到了工农兵文学时期，却又是表达规范的、统一的、为宣传品所宣传过的思想，即公众意识，谈不上“独特”。这是工农兵文学的一大缺陷。在工农兵文学的影响和规范下，我国的少数民族小说当然也是如此。这同样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小说的一大缺陷。这一点，作为文学史家，是必须清楚的。但是，这些文学史著作根本没有把思想感悟当作评述的视点。当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小说，都没有真正塑造出独特的典型形象，不但逊色于《红楼梦》那些名著，同样也逊色于其他工农兵文学。“人物形象”虽然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都成为视点，但是，都没有指出人物形象塑造上典型性的不足。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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