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的“生态警告”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意蕴。他从劳动的视角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人类正确改造自然的两个基本条件，即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和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劳动 人与自然 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后半部分提出著名的“生态警告”，即“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383学界同仁多喜欢将这段话单独截取出来作为启示当代的至理名言。但笔者认为，后半部分不能离开前半部分的逻辑语境。因为这篇文章的中心线索是如何理解劳动的作用。只有从劳动这样一个宽广视域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阐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化解的有效途径。惟其如此，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从中获得更为有益的启示。揭示了“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与“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文本逻辑：从劳动视角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02就是说，劳动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互动的过程，作为人类的一种标志性实践活动，它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得以发生的基础、中介、机制。在劳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改变对象即自然界，而且同时改变主体即人本身和社会的状况。可以说，从劳动视角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劳动发展史作为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一把钥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正是出色地运用了这一范式，将劳动看作是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进而在人类活动危及到生态环境时谨慎地看待劳动的作用。

　　首先，正如标题所示，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针对达尔文学派的。其实，与上帝造人说相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他把人类的起源由天上拉回到人间，指出了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指出了人类的祖先是某种高度发达的类人猿。但由于只是强调自然选择的因素，而忽视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辩证法，达尔文学派使得“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 [1]381，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相反，恩格斯巧妙地运用了劳动辩证法，在直立行走、手脚分工、语言产生、人脑形成以及社会因素的强化等人类起源的各个环节始终强调劳动的决定作用。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下，某种类人猿才逐渐转变为“正在生成的人”，最后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

　　其次，劳动在人类产生以后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383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于是，劳动本身也变得更加完善和多样了：“除了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1]381此外，法、政治以及宗教也发展起来了。这都说明劳动使人类摆脱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大踏步地走上文明之路。

　　最后，劳动在人类走上文明之路以后，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恩格斯在这里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转折。他在“劳动”这个基本概念上做起了文章，说明什么样的劳动才能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由此，他提出了人类正确改造自然的两个基本条件：

　　(1)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并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格斯在此揭示了“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与“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分别例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农业或畜牧业毁灭森林的行为以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同时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等具体史实，说明了我们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盲目性及其破坏性。他在人与自然一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384恩格斯还对人类正确把握自然规律的能力持乐观态度，特别是基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他坚信：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结果。[1]384

　　(2)人们必须不断变革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消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物质生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分别例举了马铃薯遭受病害之于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阿拉伯人发明蒸馏酒精之于美洲土著居民的灭绝乃至黑奴的贩卖、以及蒸汽机技术之于全世界社会状态的革命化等构成前因后果的史实，说明了人类预见生产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比估计较远的自然影响要困难得多。恩格斯在这里继续保持乐观姿态。他认为，我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经验和对历史材料的比较研究是能够认识、调控这种社会影响的。但是还需要一个根本前提——“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385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谈论的后一个基本条件是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关联的角度加以考虑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并认为只要有人(及其劳动)存在，二者就密切联系、相互制约。在他们的视域中，人类社会面临着“两大变革”，那就是“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3]603尽管“人同自然的和解”构成“人同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但毫无疑问，“人同本身的和解”是“人同自然的和解”的社会条件。很多时候，问题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根子却在于人与人关系的层面。古代诸多文明正是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对自然的开发没有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整，结果这些地方如今都成了不毛之地。恩格斯举例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386这种惟利是图的本性和只看眼前利益的短见，在西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会导致更严重的环境问题。恩格斯为此开出的药方是最终以共产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归纳一下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的基本逻辑：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和人类走上文明之路后，劳动都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不断地改造自然界，但是人类要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反对把精神与物质、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第二是必须不断变革社会制度，最终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自觉地控制调节物质生产，这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当代意蕴——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央高层领导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20由此我们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征程。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发出的“生态警告”对于我们顺利前行又具有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恩格斯是在劳动的基础上阐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化解问题的。一般来说，“劳动” 包括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全部实践活动，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劳动”(或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来进行，必须在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和张力之中来实现。

　　尽管人们对当前所谓之“信息时代”“后工业文明”能否构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是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几个阶段基本上成为大家的共识。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比起在工业文明阶段要亲近、友好得多。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一谈起生态文明，就马上缅怀起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以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回到前工业化、前现代化去。[5]41-42在西方学界，自利奥波德发表《大地伦理》(1949)以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就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和美丽”奉为金科玉律，大发浪漫主义感伤，一味地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归罪于工业文明，强烈地要求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国内学界。另外，有些人将中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具有生态智慧的思想过度发挥，富有诗意地渲染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宁静和谐，大有厚古薄今之意。

　　其实，工业文明之前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基本和谐，乃是因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人与自然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冲突。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和谐，一种人类发展的低级状态，一种让人不愿为之又无奈为之的屈辱状态。相反，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的全部成果。它是一种高水平的和谐，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高级状态。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表面上似乎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回归，实际上是在更高基础——工业文明以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之上的回归，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的调控，也是人类尊严和伟大的自我确证。从国情看，我国尚未实现基本现代化，物质基础比较薄弱，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想方设法地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如果由于生态危机就不要经济增长，甚至倒退到蛮荒时代，那只能是因噎废食。所以，我们必须在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途径，拒绝搞脱离发展的“绿色乌托邦”。当然，我们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不等于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6]15

　　其次，恩格斯主张人类发挥“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独特能力，以此避免改造自然的盲目性。言下之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生态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完全可以把“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理解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其合理应用。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视现有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地审视科学技术的性质及社会功能，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型。

　　时至今日，学界对科学技术是“天使”还是“恶魔”的争论已经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笔者不想多谈科学技术作为“双刃剑”表现何在，而是想探究科学技术何以成为“双刃剑”。这当然有人的动机和社会机制的原因，但科学技术本身的不完善也难辞其咎。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之统一的角度看，人类最终是能够掌握自然规律的，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曲折的、长期的过程。恩格斯就认为，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劳动却依然发现自然界始终是一个必然的王国。所以作为探索自然规律之阶段性成果的科学技术不可能永远都没有错。这种错误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没有顾及生态系统、造成环境破坏。一些科学家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发起抵制行动。1988年，近一百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干扰和破坏生态的科技活动，并呼吁科学技术的“绿化”。 [5]67-68(陈学明. 生态文明论. [M]. 重庆出版社. 2008年版。第67-68页)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科学技术“绿化”或“生态化”?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一种做法是让科学技术“降级”，削弱其“锋芒”。如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用“中间技术”代替大型化生产的建议。所谓“中间技术”是指介于初级与高级、原始与现代之间的技术，它的设备和规模小，消耗资源少，对环境的危害轻，有利于调动人们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暂且不管“中间技术”是否符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就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点而言，“中间技术”能否大规模普及尚成问题。[7]另一种做法是让科学技术“升级”，增强其“良性”。就是发挥科学技术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人类福利赖以增长的生态基础的职能，实现生态原理向科技领域的全面渗透。如面向环境问题对传统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研究加以改造，构建综合类大学科——环境科学;研发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如生物遗传技术)，以代替资源环境依赖型的传统技术;对现有产业进行科学设计和优化组合，实行循环经济(如生态工业园)等。当前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即必须限期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形成较大规模的循环经济，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总之，我们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再次，恩格斯主张人们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反对那种将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截然对立的观点。他认为，这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观点在基督教中取得了最高程度的发展，亦成为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生态意识，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从实质上看还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按照《圣经·创世纪》的说法，上帝在创造出天地万物和人类之后，要求人类成为这个世界的管理者。由于上帝的唯一属性是不存在，所以上帝创世说实际上是隐蔽的人类中心主义。[8]73(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 [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版。第73页)这种古典人类中心主义在近代经过笛卡尔的“二元论”、康德的“理性优越论”的过滤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确立起人类在终极价值方面的中心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盈，人类“自我中心” 的观念更是空前膨胀。其实，人类中心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功利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以人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人的眼前物质利益为关注和思考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8]72正如恩格斯所言，“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1]385人类如果不改变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必然会对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绝非易事。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意识的特征是：发展意识浓烈，可持续性观念并未确立;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强烈，民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缺乏;环境权利观念发展迅速，环境责任意识相对迟缓;传统伦理观念坚固，环境伦理观念难以破冰而出;工业文明意识突出，生态文明观念仍需澄清。[9]263-268因此，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好“生态意识”这篇大文章。这里的生态意识应该包括“人多地少、居安思危”的生态忧患意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生态经济意识、“自然资源也有自身价值”的生态价值意识、“青山绿水带来美好生活”的生态审美意识、“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生态责任意识，以及“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珍惜资源、爱护环境”的生态道德意识等。其中，生态道德意识在整个生态意识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一种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道德意识。我们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除了要不断完善人类生产模式及科技手段之外，还要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普及生态道德意识，并努力形成生态道德评价机制。

　　最后，恩格斯主张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从而为人们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社会条件。由于恩格斯那个年代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理论和思潮，他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制度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扎根并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所以我们对他所说的“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要具体分析、合理借鉴。否则就会让生态文明建设误入歧途。

　　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严重的程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难道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合理吗?如果是这样，那按照恩格斯的意思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制度也变革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我们长期以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人们一度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民动员的土法炼钢以及以最快的速度“赶英超美”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结果是国民经济大起大落，还造成了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改革开放以来，“脱贫致富”成为广大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无疑成为我们通往富裕的不二选择。于是，我们在过去30年取得经济辉煌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严重“赤字”。 [5]22(陈学明. 生态文明论. [M]. 重庆出版社. 2008年版。第22页)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有问题，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合理。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非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直接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国内来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与公有制“共同发展”的地位。非公经济通行的是“资本的逻辑”，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如果缺乏政府的监督和约束，它们就极有可能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置若罔闻。比如2006年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其人为因素就是政府官员的“监管失责”和小化工企业的超标排放。[10](王谦. 无锡太湖蓝藻事件. [J]. 时事资料手册. 2007.4)这种“资本的逻辑”还生动地体现在一些西方工业国家采取“生态殖民主义”的做法上。它们利用经济全球化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还送来“洋垃圾”。 这些国家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恶化换得自己国家的“青山绿水”，这是有悖于国际环境正义的行为。这一点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与环境保护的不相容性，变革资本主义势在必行。

　　社会主义要求各项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喝上干净的水、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自然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应有之义，所以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绿色”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结语

　　总之，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统筹兼顾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推进科学技术的优化升级，实现生态原理向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渗透;必须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来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督和管理。归结到一点，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恩格斯的“生态警告”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的宝贵启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4]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M]. 人民出版社. 2007年。

　　[5]陈学明. 生态文明论. [M]. 重庆出版社. 2008年.

　　[6]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7]王世涛/燕宏远.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析. [J]. 哲学动态. 2000(2)

　　[8]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 [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版。

　　[9]曾建平. 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 [M].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10] 王谦. 无锡太湖蓝藻事件. [J]. 时事资料手册. 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