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伯恩施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方面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展开了系统的批判，研究伯恩施坦有必要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批判结合起来，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考茨基;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性

　　导 言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72年4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拉萨尔、杜林等人以及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等派别思想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是在1896年10月-1898年6月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1899年2月，出版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简称《前提和任务》)一书，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攻击，成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和宣言。1901年5月，伯恩施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发表了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演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伯恩施坦在演说中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它怎样才是可能的?”首先，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可以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当然，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但是，无论是把它理解为状态、学说还是理解为运动，社会主义在这里总是同一种理想主义的因素联结在一起的，或者是这一理想本身，或者是朝着这样一种理想发展的运动。在他看来，“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1]P367他说：“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合理地向一个想要创造崭新事物的运动的学说要求多大程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1]P369后来，他继续写了许多论著，坚持和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行质疑和否定。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比它先前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更为进步，但是，它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为一个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因此，“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伯恩施坦却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比《共产党宣言》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进而怀疑和否定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在打着“发展”、“完善”、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首先，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史观”和“历史宿命论”，并加以批驳，主张“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对“新康德主义”的信奉使伯恩施坦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一种社会制度，强调应该把社会主义视为从人的本性中生出的伦理要求。他批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把伦理作为基本力量，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只有一点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贯穿着它的判断的伦理观或正义观。” [2]P283所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康德的伦理学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用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蔑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用庸俗的“进化论”来偷换革命的辨证法，企图调和以至消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说什么：“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2]P56用所谓“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伯恩施坦离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奢谈伦理问题、从人的伦理要求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以此来代替唯物史观的恶劣做法，最后导致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丧失了兴趣，并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总公式，他说：“我坦白说，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2]P40

　　伯恩施坦不把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剥夺资本家这两件事当作最终目的，而是把运动所促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点滴进步当作最终目的，他的修正主义的改良本质在此便昭然若揭了。对此，列宁入木三分地批判道：“伯恩施坦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3]P17

　　其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混为一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论断，从而在根本上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前者宣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后者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并为前者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而完整的体现。

　　伯恩施坦很清楚这两部作品的分量。他深知，要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首先否定掉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伯恩施坦根据所谓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混淆是非，说什么“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基本上不存在了。在他看来，由于卡特尔、托拉斯、信用制度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适应性”， 这些的出现能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他通过故意夸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些机能的作用的办法来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他说：“至少就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论，我觉得有不多情况是与后一假设抵触的。存在着十分多样的形式和适应能力……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这些都是事实，完全不能设想它们对于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没有重大影响。因此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4]P192他认为，中小企业的存在，表现出了很大的“适应性”，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只是工业的“不断的运动”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完全是“次要的”。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论”是没有根据的，资本主义自身已经产生了克服经济危机的种种条件，所以“过去发生的危机不再重演了。”此外，伯恩施坦还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进行了“修正”。1898年10月，他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并指出，“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1]P38-39伯恩施坦抛弃了资本主义崩溃论，也就否定了《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伯恩施坦否定《资本论》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混为一谈，说它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他还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同价值论一样，无非是“单纯的公式”，“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据此，伯恩施坦认为：“仅仅根据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2]P122所以他引进了需求、爱好和效用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企图用柏姆——巴维克的庸俗经济学否定和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再次，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伯恩施坦把“阶级调和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资产阶级国会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始终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但伯恩施坦却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他诬蔑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是“无谓的生存牺牲”;他攻击恩格斯“经常重提‘革命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在形式上还培植一件人们事实上已经束之高阁的事情，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2]P238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他无原则地全盘否定暴力革命的恶劣态度，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变革是否用暴力进行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还要取决于或者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波普尔对此评论说，伯恩施坦反对一切暴力革命的立场表明他“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它只不过是为一种严格的民主的和非暴力的工人运动辩护”。[5]P243

　　伯恩施坦对无产阶级专政深恶痛绝，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阶级专政”已成为多余了。他说：“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践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6]P195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隔世遗传”[6]P89伯恩施坦后来疯狂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由此观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更是深信不疑，他认为，议会民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人有了投票权和参政权，因此，无需通过暴力革命就可以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7]P19

　　总之，“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句伯恩施坦的“名言”高度概括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整个观点，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看作是延期到希腊人的“朔日”(遥遥无期的一天——作者注)，他取消社会主义“最终的目的”的实质是骗人的假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批判

　　在伯恩施坦的《前提和任务》一书出版后不久，1899年3-4月，考茨基就在《前进报》、《新时代》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伯恩施坦论价值学说和阶级》，它们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批判。1899年9月，考茨基在总结之前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著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全书分为《方法》、《纲领》和《策略》三个篇章。这是他“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8]P101此著后来得到倍倍尔的高度评价：“关于伯恩施坦观点的讨论持续了整个一年，考茨基的著名著作可以说是使这场讨论暂时告一段落。”[1]P183

　　(一)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大会前后，已经开始意识到与伯恩施坦之间不可避免要进行一场斗争 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理论观点的批判，考茨基最初并没有站出来，而是以“沉默”的方式向伯恩施坦的观点表示疑义。其实，考茨基早就意识到要同伯恩施坦进行斗争，1898年4月，他在给维·阿德勒的信中就曾对伯恩施坦这样进行评价：“不能说他已经背叛，也就是说已经投向敌人方面。但是爱德华变得抱怀疑主义态度了，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如果他不改变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1]P4考茨基后来发现，伯恩施坦已经是“不会改邪归正了”。

　　在斯图加特大会结束后不久，考茨基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针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说：“您宣称价值理论、辨证法……《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1]P77考茨基表态提出将会对伯恩施坦进行斗争。

　　(二)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对伯恩施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 考茨基参加了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1899年)一书和一系列文章、书信中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特别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驳斥。

　　首先，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进行了辩驳 考茨基认为，想要详细讨论方法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还是从阐明马克思主义“方法”入手，展开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这也是《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一书的重要特色。在考茨基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决定性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结论是能够改变的，有些结论就已经改变，还有些结论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改变。发展过程不仅提供研究的新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研究的新手段。我们在某些方面作出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共产党宣言》时的判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共产党宣言》用以得出结论的方法，却愈益光辉地被证明是正确的。”[9]P38在对社会问题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伯恩施坦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历史的必然，给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的论证完全成为多余的了。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诋毁，除了唯物史观外，还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了攻击。伯恩施坦断言，辩证法似乎能导致对社会生活的任意解释。与此相反，考茨基却认为，倘若不了解辨证法，那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成就，在他看来，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都抽掉了，那马克思主义就什么也没有了。而辨证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伯恩施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辩证法的责难，实际上是变成了对马克思的“方法”的责难，变成了对这种“方法”的最成熟的、最光辉的产物——《资本论》的责难。

　　其次，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的理论进行了辩驳 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根本就没有伯恩施坦所说的那种“崩溃论”。按照伯恩施坦的叙述，马克思、恩格斯似乎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行”崩溃的结果。伯恩施坦的“崩溃论”是他自己杜撰出来并强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围绕着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以及历史趋势理论而展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对于伯恩施坦贬低马克思的“剥夺被剥夺者”是一种“吓人的奇谈”，具有“空想”的成分。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的观点是错误的，并进行了辩驳说：马克思的“剥夺被剥夺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作为历史的过程来理解的，它的到来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它到来的形式与速度则是难以确切地预测的。预测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发生政治的或者社会的灾变，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论，而是要从一定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态势中推断出来的。针对伯恩施坦提出的股份公司的发展阻碍了资本和生产过程集中的观点。考茨基指出，股份公司的成立并没有使现有的资本分配发生任何改变。股份公司的形式只不过干了储蓄所和银行也能干的事，它使少得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小额资金变成资本。因此，股份公司的形式增加了可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数额，这种形式或许可把那些本来没有变成资本而只是作为不生利的、暂时不用的财富变成了资本，不过这种形式丝毫没有改变现有财产的既存的分配状况。在考茨基看来，股份公司的发展不会改变财产的分配状况，股票的发行同样也不会改变财产的分配状况，不会阻碍资本的集中，反而是一种加速资本集中的手段。

　　最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了辩驳 考茨基在批驳伯恩施坦的时候，总是试图论证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必要。但是，他实际上认为又无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10]P44他避免分析伯恩施坦在工人阶级应当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歪曲，从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最重要的差别。列宁对此指出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施坦的不足就在于：“这不是反对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8]P102

　　[参考文献]

　　[1]《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2]《伯恩施坦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版。

　　[3] 《列宁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5](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上海：三联书店，1972年版。

　　[7](德)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

　　[8]《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德)考茨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德文版，第24页;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0]《考茨基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