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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机制

【关键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与发展 机制

【出   处】 2018年 1期

【收   录】中文学术期刊网

【作   者】贾绘泽

【单   位】

【摘   要】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先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依据、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以满足最广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先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依据、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需要为价值取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检验标准、以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为主体条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与发展 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机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保证。研究这一机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规律,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先导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然而,毛泽东晚年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先导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超越了毛泽东晚年错误、苏联模式以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干扰、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p143)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时,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前进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从而摆脱了长期“左”的错误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应对新挑战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前进无不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先导。正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党在不同时期针对具体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3)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进一步突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内涵的时代性和创造性,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更宽广的前景。胡锦涛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求真务实,要求把工作着力点放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在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紧迫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它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又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起点,只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基本依据

  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就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p732)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左”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现实,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正确判断我国基本国情,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p252)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立于现实基础之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依据。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在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这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正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历史时期阶段性发展的需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把握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错综复杂、百废待兴的现实,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了进入新世纪,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实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进程。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把握了进入新阶段,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等新情况、新变化,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对如何进行发展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走向成熟。

  三、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主题

  任何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统领其所包含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的主题。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从此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实践中,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论为主体内容的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国情,提出了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课题,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解决新问题、新矛盾,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揭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正确道路,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总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决的历史任务有所不同,但是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都是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上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三大理论形态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内在统一,都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化和发展。

  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p283)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5](p1094)。毛泽东思想说到底是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不断满足人民利益需要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首先,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强调,要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p314)江泽民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总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都始终坚持不断人民利益需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要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适应人民群众外延不断拓展的需要,即不仅要满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且要满足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的利益。二是适应人民群众利益不断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利益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无限发展的。江泽民指出:“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p294)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人民群众利益更加具体化。

  五、“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检验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可能由于对社会发展实际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失误,而使其发展受挫。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而是用本本裁剪现实,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甚至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上的某些错误认识,来限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其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检验标准。

  首先,“三个有利于”标准解决和化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理论纷争和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存在创造性思维和教条性思维的矛盾,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能健康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对办特区以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姓“资”姓“社”的纷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学院式的理论纷争能解决的,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只有遵循此实践标准,用丰富的实践结果解决种种理论纷争,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同时,“三个有利于”标准也化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风险。邓小平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是有风险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3](p373)而这里妥当不妥当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其次,“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创,经过实践,违背“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方针、政策就应该抛弃,基本符合的要进行修正和完善,完全符合的要坚持和推广。这不仅能克服“左”和右的干扰,而且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然,“三个有利于”是一个统一体,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必须根据实践发展需要坚持三者的辨证统一,而不能任意割裂。比如,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国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人民利益矛盾增加,民生问题凸显,这就要求在坚持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积极协调利益矛盾。

  六、发挥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主体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自觉地、能动地自觉性活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7](p11)。

  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和全体党员以及各民主党派与全体人民的智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著作、谈话以及其它其它领导人的著作、谈话中,而且体现党的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全会等的决议、政治报告中,而这些决议、报告等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政治局以及中央全会等的讨论,吸收无数党员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收了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智慧,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意见和建议,是党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重要路径。同时,群众实践是党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吸收人民群众智慧,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分合作制等。

  有效地发挥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扬党内民主。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 [1](p321)。只有实行党内民主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创造生动活泼的民主氛围,相互交流讨论,相互借鉴启迪,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二是发扬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党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形成智慧的重要途径。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思想先导、基本依据、理论主题、价值取向、检验标准、主体条件六大要素互为条件、协同作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它还将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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